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 smile ，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