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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作者的姓名改头换面，并且把学校换成了一般性的普通大学，然后把这些文章又投递到原先已经发表过该文章的刊物。
这12篇文章中有8篇以不符合刊出标准为由被退稿。
如果我们人人都很精明，那么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
芬兰
每个周日，我们都要观看国家溜冰俱乐部的表演。塔可钟（墨西哥式食品）熟食店都将准时出售方便早餐食品。每天早上我们连骑自行车去上班的道路都要发生交通堵塞。不同团体的青年人帮派在街角处游荡，他们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无韵诗般单调乏味并带有训诫口吻的黑格尔派哲学。
我们为什么如此愚蠢？
我们不得不如此。这是由天性所决定的，正如羚羊生来行动敏捷而老虎始终令人生畏一样。
如果人们不傻的话，就不会有那些畅销的香烟、火腿奶酪汉堡包，更不用说那些精心打造出来的纯净水和布鲁克林。
文明的进步依赖于众人共同的决策，而不是那些只为自己着想的聪明人永远不能做出的决定。
如果没有愚蠢的习惯，我们都将与保守传统的阿米希教派一起生活。这个世界也将会由理智的人来管理。我们也就有了时间去欣赏暑期大片，像《非致命工具》《简单生活》《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教训》。
精明人比笨人更愚蠢吗？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灾难，不是愚人犯下的愚蠢错误。在这场灾难中，乌克兰核反应堆试图把欧洲变成新泽西州。
这是精明人所犯下的愚蠢错误。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当时的操作者按照下述理论而忽视了安全规则：这种核反应堆不会爆炸，因为以前它没有爆炸过。
切尔诺贝利的技术人员经常违反安全条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规章制度有着内在的灵活性。如果不是规章制度的灵活性，只要有人违反安全规定，爆炸马上就会发生。
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在拿错误和生命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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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愚笨的操作者则会严格地执行规章制度。他们不会自作聪明地认为执行这些规章制度会让他们加重负担。
让我们去调查一下军官们，他们是愿意率领愚蠢的士兵还是精明的士兵去作战。
精明的士兵会对长官下达的命令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命令有多么愚蠢，并且知道谁要为这些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这样的对抗在影片中还说得过去，但在实际战场上，这却会让你的连队遭受重创。
愚蠢的士兵会忠实地执行这些命令，他们认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联邦军队冲锋穿过一片空地，躲藏在石墙后面的南方联军枪炮齐发，顿时横尸遍野。
在敌军的防线被攻破之前，12000名联邦军队士兵倒在了战场上。你永远也不会找到12000名精明的士兵来执行这项命令。
科学家建立了像原子反应堆这样的系统，这些系统的复杂性、深奥性远远超过操作人员的能力范围。我们总是很聪明地设计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来驾御的技术。
我们认为自己就像这些系统一样聪明！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的发生早晚是不可避免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切尔诺贝利灾难事件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从现在开始，小心！谨慎！
千真万确！
在1999年，日本的核燃料反应堆因为失误而引起连锁反应，又是人为的错误。燃料工人错误地处理正在加工的大量的铀元素，引发了一连串反应，导致了可以引起一场灾难的放射性泄漏。
公司管理人员把错误归罪于铀元素操作工人，指责他们为了早一点下班而在工作上偷工减料。
然而，他们毕竟是富有经验的铀元素操作工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完全知道正确、安全的操作规范。为什么他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
有关调查人员控告了公司为了加速生产而放纵工人忽视正确的操作程序。
这已是日本在3年中发生的第6起核操作事故。
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更加愚蠢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否则我们的政治家会使其立刻奏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建立在“校园恶霸理论”的基础上：如果你明知小是我们的对手，你就不要迫使我们去做。
如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那么愚蠢、他们的国民也是言听计从的话，这种外交理论也许能奏效。当他们遇到校园恶霸时，他们会通过试探来搞清楚这些校园恶霸是否名副其实。
我们的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用一种简单易行的策略来执行这种恶霸政策：如果我们现在杀死你，我们就不用以后再杀死你。
哪一种是更聪明的选择：生啤酒还是干啤酒？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口味的问题而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你所花费的广告费用比啤酒的实际价值还多。
如果你喜欢喝好啤酒的话，那么地道的生啤还是较好的选择。如果你想从市场商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饮酒需求而生产出的大量啤酒那里寻求惊奇的话，那么干啤是你较好的选择。
生啤是用桶装的，你拿着玻璃杯放在龙头下，啤酒便流进杯子。如果你是一个买家，就连英国小酒店的老板也能给你提供大量品质优良的生啤。
与生啤不同的是，干啤是用瓶装或罐装的。这种非生啤的干啤，正如国际法所声明的那样：如果你能靠谎言而赚大钱的话，那就去做吧！
首先，老板会说：“只要不花费很多时间、很多金钱，也不耽误我打高尔夫球，那么咱们就从提高产品的质量着手吧！”
接下来，市场运作者也加入进来，并用一些优美的广告语让啤酒锦上添花。
有时也使用一些图片加以渲染。
特别是一些喝纯啤的丰满红润的性感女郎及那些仁慈、和蔼男人忘情饮酒的图片更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辛苦工作的工人比流浪汉更愚蠢吗？
想一想这些流浪汉：他们没有金钱，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可充饥的食物，没有爱人，没有季票，没有光明的未来。然而，关于这个行业一定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从事这种职业。
有一种诱惑力：可以不劳动。
那就是流浪汉生活的惟一好处，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而其余我们这些人，为了每天早上去工作而拼命，接着还要去争抢公交车，还要为你的工友的偷懒行为而受委屈。老板比白痴还要白痴，他根本不知道谁在偷懒，谁在加倍辛苦劳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为老板谋取财富，还要去拼命夺路返家，第二天依然重复着今天的事情，而那些流浪汉却用不着这么辛苦。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与其所声称的利益相符合。
勤奋的工人和懒汉总是相对而言吗？那么让我们来追踪一些有职业人士的发展历程吧。
在人类文明之前，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都要参加工作，这种工作就叫做生存。
他们基本的生活技能包括：寻找食物、取暖和自我保护，免受自然界的伤害。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所有的工作都具有冒险性：部落首领，凶猛的老虎，栖息地，生活在同一个地域里的人为了争夺食物、取暖而互相残杀。
然而，与文明时代缺乏安全性的工作相比，这些原始人的工作还算可以。
因为人们是为了寻找食物而生活，部落规模小、集中，家族式运作，又具有竞争性。如果没有史前的这种集体合作，那么我们还要佩戴着狼獾皮条、猛犸象皮衣服去狩猎。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第一个祸害：农业。
虽然人们从事农业以后可以获得早餐和午餐，但农业也是一项十分辛苦、发展缓慢的工作。
农民不得不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事生产，就像我们必须呆在书桌旁一样。
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劳动阶层也就产生第二个祸害：非劳动阶层。
这些人很早就意识到，当一些人去做这些工作时，其他的人就不必去做同样的工作。
他们成了国王、牧师和盗贼。
有了盗贼就有了防卫，有了防卫就有了违法犯罪行为，有了违法犯罪行为就有了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更大的军队，有了更大的军队就有了将军，有了将军就有了腐败。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纷繁复杂、混乱不堪的原因。
这种荒谬的非劳动阶层社会结构建立在底层小乌龟的背壳上：（《乌龟大王亚尔特》是知名儿童小说家苏斯博士的名著，是讲乌龟大王亚尔特，嫌统治的池塘不够大，命令乌龟们一个个堆成高塔，让它站在其上，最后却惨跌在地的故事。亚尔特正是苏斯博士对希特勒的讽刺。——译注）亚尔特式的工人，炮灰，碾磨粉，供你玩耍的个人电脑。
工人付出的比他们从公司里得到的要多。如果他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么他就不再是工人，而是老板了。
同时，流浪汉还没有我们的愚蠢想法，他们不用担心被裁员下岗，不用担心他们的职位会被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只要求一半报酬而又自愿做一个流浪汉的人们所取而代之。
流浪汉有一样是工人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不会失业。
我们现在与过去相比聪明了很多吗？
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聪明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愚蠢。
他们也许就不知道怎样在冬天挡风避寒，或者去种植足够多的萝卜使自己有吃饱了的感觉，但是，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些。
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只是一个狂风呼啸而又没有多少萝卜的地方。
当他们冷得瑟瑟发抖时，他们不知道有人穿着防风的戈尔布料。当他们在“萝卜王”餐馆吃饭时，他们也不知道谁正在五星级餐厅用餐。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嫉妒的红眼病时代。我们妒忌那些有着性感情人的电影明星，我们妒忌那些比我们有钱的软件大王，我们妒忌那些靠谎言逃脱处罚的政客，而我们只有躲到酒馆角落里才敢战战兢兢地说谎。
在高考时考了550分就自我感觉已经很聪明了，他们也还是和高中时那些被他们所取笑的聪明人一起进入了同一所大学。
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之所以被允许进入大学是因为他们能为那些真正聪明的孩子提供学习经费。大学需要他们出钱，这样也好为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提供资助。
换句话说，如果只允许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上大学，那么美国就没有几所学校有资格招收学生了。其余的学校也只有培养美国足球联赛队员的特权了。
那些取得550分的学生在大学里都学到些什么呢？
在标准能力测试中最低分是200分，那么为什么不把最低分定为零分呢？因为校委会不想让人们认为他们的智商为零。
你和你的老板谁最聪明？
是你。
老板有钱有势、洋洋自得，他们有特权去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