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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张鸿远与刘瑞芬都在说砍树的事儿。张鸿远深知，树，非砍不行，听听吴培云临出门时的口气，那是提醒张鸿远，不要跟女人们一般见识；那也是提醒张鸿远，不要跟国家的形势作对。张鸿远知道，一个人不能抗拒一场宏伟壮观的运动，大寨田非修不可，树也只能是非砍不行，这一点张鸿远能想得到，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做工作。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而且个人利益牺牲惯了，甚至正当的起码的权益都不知道维护了。不过现实是无情的，张鸿远毕竟不能把名利看得淡如浮云。他不保护自己起码的权益，现实会迫使他考虑：孩子老婆、吃吃喝喝，穿穿戴戴，那都是他不可回避的现实，因此，他虽然同意砍树，却又觉得不妥。不妥在什么地方，一时又说不准，但毕竟不妥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暴露了张鸿远的弱点，他即想清高，又越不出现实的纠缠，达不到超越现实苦难的神通，但他又不能像他身边的人一样扑下身来，放下架子，脑袋滚地寸利必争、寸利必得。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张鸿远想怀德，但“德”挽救不了他，德行无法令他超人出世。但让他“怀土”，张鸿远又不愿做一个碌碌小人。因此他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
然而，一向对家务大事不闻不管，或者是高兴了管一管，不高兴了一概充耳不闻的刘瑞芬突然介入进来。刘瑞芬一介入，便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直截了当提出了补偿。于是俩人睡在炕上争论起来。张鸿远虽然觉得刘瑞芬说的有道理，但又怕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落下反对“学大寨”的坏名声，又怕人说他觉悟低。
刘瑞芬说：“你，总是怕这怕那。自己顾自己得了，顾什么名声不名声。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总不能自己受罪，让别人看笑话。”
张鸿远见妻子一副满不在意，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样子，心中有些不甘心，便说：“有什么好怕的？我也是为家着想。现在，这事情一不留神就会栽跟头，吃点亏，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行了，讲什么道理，跟上你吃了亏还少？这次事情，你别管了，有我出头，挨斗、坐牢都我当着，行不行？！”刘瑞芬不耐烦地说。
“你，能得你！”张鸿远不服气的说。他虽有些不乐意刘瑞芬对此事大包大揽。可又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来。
刘瑞芬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怕什么？说得好一点，讲得明一点，做得公一点，我不吭气。要是不对我的心思，我骂他们个七进七出，叫他们皮脸没地方搁。”
次日，刘瑞芬去大队跟吴培云谈了条件。大队同意补偿，把新畜牧股坡上的白杨树顶作一次性补偿。张鸿远的九颗白杨树归集体，并由集体砍伐。
从量上看，九颗小树换一棵大树，张鸿远并不吃亏。那棵大树两个人都抱不住，高达五十多米。红土崖的树中，除了里头沟五道庙东边的三棵大杨树外，暖泉坡这棵树为最大。但是，张鸿远的心情并不为此而愉快。三天后，张鸿远的病好了，出门的第一件事儿，就来到炉场看他的杨树。建诚、建刚和建猛听说要砍他们家的树，也跟着父亲去看树了。
迎着河槽东方送来的暖风。一排九颗白杨在风中轻轻舞蹈，那修长、消瘦的树干简直就是张鸿远的化身；树叶“啦啦”地在风中低唤，仿佛在向这个老小两代主人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致意。张鸿远在河边的石坝上看着石坝踱步遐想。他的儿子们却一人占着一棵树，抱着树比试谁爬得高。树皮上的白色粉尘在他们的衣服和脸上抹了一片一片可笑的白斑。
“娃们，来，过来。”
张鸿远叫道。三个小子像士兵听到了首长的命令，从树上溜下来。齐齐站在父亲身边。张鸿远严肃的多少有些伤感的脸色给了他们一个信号——父亲要训话了。
“看，娃们——”张鸿远挺着瘦俏的腰干指着那九棵白杨说。“这树。三十八年前，我跟你们的娘娘（奶奶）亲手种下。那时，树苗还没有猛子高。”
张鸿远比了比猛子的头。猛子听父亲拿他作比——就像普通老百姓突然受到领导的点名、受宠若惊——得意地瞅瞅两个哥哥，便仰望父亲得意地微笑着，双眼瞪得又圆又大，闪着神秘的光泽。
张鸿远继续说：“那时，爹天天浇水，心里叨念着：快快长吧，长吧，小树呀。那时，村里人笑爹，说爹太傻，栽树没用，等有用了人也不在了。可是，看吧，娃们，这树长大了。今天，都这么粗了，再过十年八年，诚诚、刚刚，爹给们们娶媳妇，这树就能用了。”
张鸿远挨个摸了摸儿子们的头，仿佛上帝在抚摸地球，月球和卫星。此时，张鸿远修长的身姿，在儿子们的眼中可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圣像，那九棵树仿佛是父亲脚下的九棵小草。由于受到父亲伟岸的气概的鼓舞，他们瘦小的胸膛仿佛一下注入了太多的豪气，于是情不自禁地挺拔起来了。
他们觉得自己也变得高大粗壮了。
“不过。”张鸿远叹了口气，不过孩子们觉得父亲今天的叹气，仿佛是登云山传来了雄狮的低吟。张鸿远说。“今天，爹告诉你们。要修像海绵似的水浇地了，你们就能每天吃白面了。”
这时，儿子们好像眼前摆着香喷喷的面条或雪白的馒头似的，小嘴巴不由得嚅动了。但很快他们意识到只是梦想，是父亲在给他们讲一个并不太遥远的故事，于是赶快用力将口腔内的馋液遏制住。
张鸿远说：“砍吧。娃们，让大队砍了吧。栽树要栽松柏树，做人要做大丈夫。你们记住。”张鸿远又重复了一句。“栽树要栽松柏树，做人要做大丈夫。爹不要这杨树了，爹有你们，你们才是爹栽的松柏。”
建猛不知道松柏是什么意思，于是说：“爹，松柏不好。又松又白，软不拉几的。”
建诚说：“你不懂，猛子。松柏是老娘家后底的那棵树。就是松树垴上的那棵松树，像龙的爪子一样的，咱们不是上去摘过酸葡萄吗？”
建猛和建刚齐声说：“那树多高、多大呀！”
“对！”张鸿远说道。“那树已经是好几百年了。几百年来，风吹雨淋，河水都没有把它冲走，他冬天不怕北风和大雪，夏天不怕伏天晒它，多了不起。记住，栽树要栽松柏树，做人要做大丈夫。”
建猛又说：“爹，大丈夫是什么？是长大了娶老婆吗？”
建诚和建刚都笑了。
张鸿远皱皱眉，想了想，又说：“大丈夫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就是敢作敢为，顶天立地。娃们看，大丈夫们把这山山水水、村村镇镇治理的整整齐齐，要麦子有麦子，要新房有新房，能办大事，你做好事……知道吗？”
儿子们似乎懂了，都点点头。
此时，张鸿远的心展扩扩的辽阔而畅坦，那苍白瘦俏的脸上泛起了红云。微风吹来，儿子们挺着瘦小的胸脯，昂着像父亲一样倔强而高傲的头，望着父亲。
只见张鸿远的脸上滚下了大滴大滴的泪珠来。
父子连心。儿子们也不约而同地将滚滚热泪向风中倾洒。
第十六章：一九七六年。天变与心变，张鸿远与刘瑞芬各有所变。
第十六章：一九七六年。天变与心变，张鸿远与刘瑞芬各有所变。时代，有不变的时代与不变的人吗？“泥皮的小故事”记录一个不幸岁月的饥饿……
从登云山到大西梁架起了复道钢索。
两条长索一端固定在登云山靠顶部的巨石中，一端固定在大西梁脊背西端的山包上。“哗铃铃”两个大铁笼上下穿行，像两个不知疲倦的玩弄走钢丝绳把戏的玩童。山上不时传来“开车了——”的喊声。底下不时传来“轰隆——”的石头落地声。
这是红土崖从没有过的如此有趣、新奇、壮观的景观。
为了赶在上冻前修好水库，大队人马开上大西梁。匆匆收罢刚刚成熟的庄稼，把整个山梁脊被清理空后，便堆满了石头。梁脊西边是刚从索道运来的各种形状的原料石块，靠东边则是加工好的呈长方体的成型石料，再向东侧是已挖空了一多半土方的水库。
水库挖出上半部后，下半部则是巧妙地从南北两坡开了涵洞，从涵洞中掘挖，将土方运出。挖土方工程主力队伍是村中铁姑娘战斗队，其次是老红心战斗队，青壮劳力主力部分仍然集中在煤矿生产一线，而能抽调出来的有限的青壮劳力则全部投入登云山上开山破石。
七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周总理、朱委员长去世，唐山大地震，东北下陨石，震撼人心的事一个接一个。但是，火热的学大寨运动要求人们必须化悲痛为力量。人们虽然预感到了天在动，地在动，世道在变动或即将要变动，但预感只能在心中，，人们不敢说出心中的担忧，只能让心中的忧郁被紧张的生产劳动所代替。
煤窑不能停产。正在成熟的庄稼还得收。而水库工程还得加快。学生们半天上学，半天劳动。一向呆在家里的老婆们也得做饭收秋两兼顾了。
村里能下地走动，能挑水拿镰刀的人除了吴志愿和疯玉琐之外，全部出动了。
张鸿远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水库战斗中，但他还带着与张守荃斗争的不快和砍树事情的莫名奇妙的烦恼，这双重沉重包袱仍背在他身上。
他既不愿意给别人增添不快，而又尊重别人，同时也不愿意受到别人的伤害。然而，洁身自好，仅仅是他的愿望而已，烦恼和伤害常常像不速之客，不请自到。这就是现实，无情的不能让你张鸿远如愿的现实。
然而无论是伤害人还是被人伤害，自责和压抑总是交替盘踞在心，像两条恶毒的蛇，吞噬着生命的真元和人生的纯朴圣洁的信念。而张鸿远根本无法发现并清除这两条致命的害虫。他似乎对这种致命的蚕食，无能为力，从而听任它们在孤寂的时光里任其所为。
从登云山开采的石头，是一种沙质岩石，韧性极强。这种石头是红土崖以西的地区特有的石料，而红土崖以东则大都是石灰石居多。用史四狗的话说：“这沙石就像张守荃的脑袋，三棱八角，不好修理。”
张鸿远对史四狗的论点非常赞同，因此，每整一块石头，张鸿远都会想到张守荃。而每整好一块石头，史四狗会高声叫道：“操他妈，又修理了一个张守荃的破脑袋。”
此时，张鸿远觉得心中的压抑会减轻一点。
整石料的工作很费工夫。每整一块石头，要经过三道工序：第一是选面，每一块石料与另一块石料，高低要大致相同，长短、宽厚大点小点无所谓，因此，一定要选好那一面为高；第二，选好高度后，要用八磅大锤将过分多余的棱角砸掉，这叫粗破。粗破要找准着力点，一手握錾子，一手抡起小锤；锤打錾；錾子凿石头，一道一道将石头凿成高度相同，长宽不一定相同的六面体，一块成料就会被码到靠水边的石堆上备用了。
当然，这三道工序，每一道工序中都有省力、快捷的窍门。关键是第二道工序，粗破要恰到好处。粗破水平高，那么第三道工序就省力；粗破水平差，第三道工序就得费劲误工。因此，六个石匠当中，张鸿远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