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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
冯唐
讲了一个如何长大的故事，只供回顾。
从头到尾，文中一切纯属虚构，请毋对号。
心智未健全，难容异端者，敬请止步。
献给老妈，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
《万物生长》再版序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第一章：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什么，聊聊，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上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遛哒到另一家。入夜，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象本地人士，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曝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象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聚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有潜质。妈妈回忆，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是个淫胚。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象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Fanny Hill》、《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磁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尿道和阴户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和我的假帐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至今为止，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我老婆说我不能象对待鸡那样做她，要举案齐眉，不能忘记了礼数。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没咸没淡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乱伦的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象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象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那些是鸡，那些是鸭，那些是鹅，那些是同性恋，那些是吸毒者，那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眼影、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象。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来，从血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象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粘稠而透明，我象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
偶尔有鸡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