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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腹泻还是止不住，而且发了高烧。我去了校医院急诊，落到了张校医手上。她给我查体的时候，我忽然想，她能不能查出来我已经不是童男子了。有两个学生喝酒摔到沟里，头破血流。值班护士都去忙他们去了。张校医兴致盎然，说要在我身上尽医生和护士的双重职责，不仅给我看病，还给我打针、打点滴，我的烧要退，我要补液、补充电解质。我一直感觉很冷，人不停地哆嗦。我的女友一直用身子半搂半抱着我，让我感觉她真的和我是一头的。张校医一直对我们的恩爱样子不以为然，她给我静脉穿刺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手就象胡同老奶奶们衲的鞋底子。她一直强调她不是护士，穿刺不好不是她的责任。她第五次失败的时候，我想起我刚刚经历的第一次性交，对她充满同情。继而恼怒于她的无能，象是骂自己一样，骂了她一句“你大爷的。”然后问她，知道不知道我会咬人的。大概是夜深了，张校医的反应很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出一声尖叫，看着我目露凶光的眼睛，飞快地叫来了校卫队的农民兄弟。张校医和我在保卫科介绍情况的时候，我的女友上了一次厕所。后来告诉我，她的内裤上有血迹。我说不要洗，我想看一看什么样子。她说那有什么好看的，不洗会臭的。我想洗了也会留下痕迹，好多洗涤剂厂家都解决不了如何洗去血污的难题。我最终还是没有见过那条内裤，这使本来隐秘的情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第十二章：垂杨柳
我小的时候生长于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是北京重工业集中地：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一个挨一个，集中在这块地方，终日黑烟笼罩。刚建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绝对属于荒蛮之地。我有一张一九四九年解放版的最新北平大地图，上面对于广渠门外的垂杨柳，没有任何标示。当时的决策者无法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存在的互联网、基因组或艾滋病，他们根据京城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民国北平逾千年的扩张速率，认定在北京变成沙漠之前，垂杨柳都会属于荒蛮之地，于是把所有重工业都迁移到这里集中管理。不足五十年后，北京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城。开了一个亚运会，一条东三环路由北向南穿过大北窑、通惠渠和垂杨柳，挑起一个所谓中央商务区。写字楼、饭店、酒吧、色情业在这里集中。每到中午饭点，所谓白领们从写字楼里鱼贯而出，迅速占领写字楼周围各个角落里各个劣等家常菜馆，男的吃的时候，事儿事儿地把领带甩到背后躲开油星儿，女的吃完，事儿事儿地对着口红盒子里的小镜子补妆。每到公安局需要完成指标，扫黄打非的时候，雅称“小姐”、“少爷”的野鸡、暗娼、土鸭们提出成皮包的现金，衣锦还乡，笑傲故里，东三环上所有的银行储蓄所一时头寸吃紧，一辆辆武装运钞车从别处调来成箱成箱的现金。垂杨柳的重工业工厂忽然发现，他们最值钱的资产是他们厂房下面的地皮。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垂杨柳这个地名充满诗意，好象“点绛唇”、“醉花阴”之类的词牌。写完一篇文章，落款标上“某年某月于垂杨柳，杀青斯竟”，很旖妮的感觉。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杨树，也没有多少柳树。我所在的小学每年春天植树节，都会强迫学生们在学校门前挖坑种树。我们在学校门前追打玩耍，对着树练习少林功夫，那些树没有一棵能活下来，于是我们第二年挖坑再种。有些杨树，长了一身叫杨喇子的虫子，沾在皮肤上就是又红又肿的印子。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杨树，恶霸一样横行乡里，睥睨地方，没人敢近身。夏天，杨树上趴满了“知了”，太阳一洒下来，就扯着脖子喊“伏天”，好象谁不知道似的。有些柳树，没水可依，在阴凉的地方糗着，叶子枯黄，枝条零乱，仿佛没睡醒的大妈蓬了头发出来，瞧着谁都不顺眼，清清嗓子准备骂街。楼群间多的是榆树和槐树，树上长满了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枝叶上拉出长长的绿丝，密密麻麻地象张帘子，每根绿丝下面，都坠着一个绿肉“吊死鬼”。无数小贩在街上摆着小摊，和大妈老婶两分一毛地争论价格，在秤上缺斤短两。他们的头发，枝条零乱，指甲缝里长年有均匀浓重的黑泥，没有生意的时候，太阳洒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注视过往姑娘的酥胸大腿，一尺长的西瓜刀在手上晃动，痴想自己或许有一天也能成为恶霸，横行乡里，睥睨地方。“五一”、“十一”、亚运会之类的运动来了，他们被认为有碍市容，通通赶到楼群里，和“吊死鬼”们在一起出没。总之，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任何诗意，绝不会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绝不会让人想起如果有杨柳一样依依的姑娘，可以伸手揽住她杨柳一样的腰身。
我的老妈在这个叫垂杨柳的地方声名赫赫。她熟悉方圆五里所有的职能部门，卖肉的、卖菜的、收税的、邮局的、管卫生的、扫大街的、派出所的、保健站的都管她叫“老妈”。她能平定方圆五里所有的事情，我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屋子的人，都是老妈的干儿子干女儿，我要叫十几声哥哥姐姐。一次，老妈办事回来，叫“热”，打开冰箱，咬开瓶盖，一口气吹了一整瓶燕京啤酒进肚。当时我的一个同学目击了全过程，对老妈的存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老妈如果振臂一呼，垂杨柳就独立了。”
我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念书人，我的书一直胀到了我家破房子的屋顶。听着“知了”叫“伏天”，窗外是无数小贩和“吊死鬼”，我在窗下读《逍遥游》和《游侠列传》，安定从容，如痴如狂。老妈说我应该接受双重教育，一重教育来自书本，另一重来自窗外的江湖。赌博起贼性，奸情出任命。开出租车的蒋七拿西瓜刀挑了卖大饼薛四的手筋，二十七楼的王老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爬进了儿媳的被窝。老妈在平定各种事情之前，总要和我细述原委和各个当事人的逻辑，穷推各种解决方案的曲直优劣。老妈和我拿了老爸钉的马扎，坐在门口巴掌大的空地上，头上的月亮很亮，随着丝线坠下的“吊死鬼”闪烁着绿光。我想起《资治通鉴》中各种在御前大殿中进行的种种讨论：匈奴带着血光从北方杀来，是扣了李广们的妻儿，让他们带领着一国的男儿去抵挡，还是挑个王昭君赐为皇妹，兰汤洗香下体，绸子裹了，送给匈奴灭去血光。种种相通穿过时间空间，通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一呈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心惊肉跳。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念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摊开一个个哈佛案例，脸上难免闪过一丝微笑，案例里面的一切是如此熟悉和小儿科。我的血液里有老妈替我打下的精湛幼功，有三千卷的经史和江湖。
因为是周围唯一的读书人，我从小就被派作各种奇怪的用途。我三岁那年，出租车蒋七娶妻。蒋爷爷和蒋奶奶希望蒋七能生一个象我一样表情忧郁、喜欢读书的儿子，就央求老妈，让我在蒋七圆房的时候，睡在他们的被窝。因为时代久远，我对这件事情的记忆，破碎而模糊。被子很大很厚，蒋七酒气冲天，昏睡不醒。蒋七的女人发出熟桂花似的甜香味道，努力尝试推醒蒋七，仿佛他忘记了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蒋七鼾声如雷。那个女人有着纤细而柔软的手指，她的手指在我身上长久地划过，阴冷而湿润，象是蜗牛带着粘液缓缓爬行。蒋奶奶很老了，夏天很热的时候，拿了蒲扇，放了马扎，坐在院子里，她从不穿胸罩，双奶拖坠到裤腰带。蒋奶奶说，特别小的小姑娘和特别老的老女人都应该不戴胸罩，否则就是影响发育或是自作多情。蒋奶奶见到我就念叨：“秋秋，秋秋会当一个大大的官。”蒋爷爷思考问题更加全面，他小时候常听书，见了我就说：“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拿了笔杆，屁也不是。”蒋爷爷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变得太奇怪之前死去了，我被请去拿笔杆，写挽联，我的行楷写得骨感周正，神似董其昌。之后，每一年蒋爷爷的忌日，入了夜，蒋奶奶都要到街头，找一棵长得乱七八糟的柳树，一边骂蒋七的不孝，一边烧我替蒋爷爷画的冥钱。我用毛笔在黄宣纸上写一个一，之后画一连串的零，最后用灵飞经体注明“冥府银行发行”。蒋奶奶说我画的冥钱，烧的时候都起蓝火苗，烧光的时候，北风会吹起，说明是真币，蒋爷爷下一年吃喝不愁了。
在我生命中那个重要的夏天，我天天骑车由南向北，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看望我的初恋。她家有一张巨大无比的苏式木床，床框上漆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在这张床前长久地拥抱，却没有一丝一毫兴风作浪的欲望。我深刻体会到我们交流中的障碍，并且厌倦了那张巨大的木床。我说，要不要到我家去？看看我破旧的小屋子。那里没有巨大的木床，我们可以仔细拥抱，继续做倾心之谈。
我选了一天，家里人都不在。老妈将一批北京果脯运往湖南，临行前告诉我一句至理名言，我现在仍然奉之为做生意的第一定律：“贱买贵卖就能赚钱。”老爸去海南岛试车去了，他们需要对一种军用吉普进行十万公里疲劳试验。哥哥正带旅游团，导游们在酒店里会有一间房，晚上都不一定回来。姐姐已经在美国了，估计正忙着参加各种舞会，冒充东方美人。
那天，天下小雨，我在二十八路公共汽车垂杨柳车站等待我初恋的到来。王五的西瓜摊就在车站旁边，他问我，老妈什么时候从湖南回来。我说快了，然后夸他的西瓜刀真快，可以充当凶器。他说当然。他夸我字写得好，特大。让我帮他在块破黑板上用粉笔重写西瓜的价钱：五斤以上三毛五，五斤以下三毛，保熟保甜。我说写得再大也没大用，要想来钱快，当街横刀劫钱财。他说别胡扯了，你等的姑娘来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眼睛比我好。我说你也不认识她。他说不用认识，那边的那个姑娘不是这边儿的人，和这边的人不一样，和我挺象，事儿事儿地撅着嘴，好象丢了钱包，挺忧郁。
我抬头，就看见我的初恋向我走过来。她穿了一件粉色的小褂，白色的裙子，黑色的布鞋，头发散开，解下来的黑色发带松松地套在左手腕上。看到她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小手敲击我的心脏，语气坚定地命令到：“叹息吧。”我于是长叹一声，周围的杨柳开始依依，雨雪开始霏霏，我伸出手去，她的腰象杨柳一样纤细而柔软。
我请我的初恋来到我位于垂杨柳的屋子，这件事情含义深刻。我从来没有请过任何人到我的房间，从来没有任何人乱动过房间里的东西。如果一个我感觉不对的女孩要求我必须在脱下裤子和领她到我房间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脱下裤子，在她的面前露出我绝对谈不上伟岸的阳具，而不会打开我的房门。
我的房间是一只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