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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也不信，”塔姬雅娜笑道，“不过您自己不是也说，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吗？不可能他们都不对吧。或许，真的有也不一定。您去过英娜的家吗？”
“就一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干这行的。她刚搬来时，我作为邻居去看了看。那会儿我们这个单元正打算安防盗门铃，这样小流氓们就不能在楼道里乱窜。我去她那儿收钱。她给了我钱，也没请我进屋去，我也就没多问。”
“以后再没去过吗？”
“没有。”
“你觉得她的房间舒服吗？”
“舒服什么呀！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我说过，她刚搬来。又不爱和人打交道，要是在楼梯里或者楼门口碰见你，也不打招呼，而是看着你，似乎要把你看透，然后接着走她的路。”
“把你看透。”现在塔姬雅娜想起了对帕施科娃住的这栋楼的侦查报告。14号的女主人没有比别的被调查人多说什么，只是用了一句“把你看透”。楼里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涅萨称自己为魔法师，但谁也没去求过她，跟她关系也不近。其实，何止是不近，有的人只是见过她，有的人则只知道名字。没有一个人跟她有共同的熟人，谁也不去她那儿做客。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在哪儿捡到的这串钥匙？”
“钥匙吗……”女主人惊奇地重复着，不明白怎么这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来了。“对了，您把钥匙给我。也许，它的主人还会来的。”
“不会来了。那么您是在哪儿捡到它的？”
“它掉在了门边上，那时还有雪。我看见它是雪化了以后。湿湿的、脏乎乎的……没人拾它。我在隔壁几栋楼里也贴了启事，我想也有可能是别的楼里的人路过时掉在这儿的。你为什么认为不会有人来要了呢？”
“因为这是伊涅萨的。”
“您说什么？”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脸因害怕而变了形，似乎与死者的钥匙有关联就像和血腥尸体有关一样。
“噢，天哪！”她大声号啕起来，“我保存着死去的女魔法师的东西！老天保佑，千万别有什么不幸发生！”
塔姬雅娜觉得很可笑，刚才这个可爱善良的女人还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神秘的力量，而现在知道钥匙是女魔法师的后竟像个孩子似的吓得六神无主。
“不会有不幸的，您不必担心。您也不知道是谁的，”塔姬雅娜安慰她，“我现在把钥匙拿走，您这儿就一切如旧了。您准确地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捡到的？”
“是什么时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皱着眉头想，“似乎是四月初，对，就是四月初，雪才刚化完。”
也就是说，确实在四月初。为什么侦查员对此一无所知呢？一发现伊涅萨的尸体，就对全楼进行了调查。而这远远早于化雪。
“您能给我指一下钥匙当时在哪儿吗？”
“可以，好像是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大约在四月初……对！就是在四月初，当时雪刚化完。”
“这下我明白了，确实是在四月初。但是为什么侦查员对这一无所知呢？尸体一被发现就对全楼进行了搜查，而这是雪化以前很久的事了。”
“您能否给我指一下当时钥匙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我记着呢，就在一出门朝左拐，一个垃圾箱旁边。唉，算了，我还是指给你看吧。维佳！沃娃！”她喊道。
门缝里立马露出两张小脸，脸上糊满了巧克力，可能是往饼干上抹的时候蹭上去的。
“什么事？”双胞胎齐声说道。
“我现在要和这个阿姨出去整整十分钟。我不在，你们别怕，也别胡闹。有问题吗？”
“没……有！”小男孩们又齐声答道。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披上披肩打开了门。
“我们走吧。”塔姬雅娜说。
两人一起走下楼。出了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朝右拐，走了大约两三米停了下来。“原来我们这儿的垃圾箱就在这儿，谁把它收走了？它碍着谁了？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垃圾箱就一直放在这儿。现在莫斯科正为举行周年纪念在整顿秩序，这个垃圾箱就不见了。其实正好弄反了，我觉得，越是整顿秩序，越应该每隔十米放一个垃圾箱，对不？这样谁要想扔东西，一眼就可以看见该往哪儿扔。要不怎么办？孩子们吃了冰淇淋，会把脏脏的纸往口袋里塞吗？肯定是顺手就扔在人行道上，因为没有别的地儿扔。然后你就看吧，这个城市会脏成什么样！”
“垃圾箱早就被收走了吗？”塔姬雅娜仔细查看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指的地方，顿时来了兴趣。“不，大约是两星期前。我捡钥匙那会儿还在。”
“好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谢谢您。您快回家去吧，家里孩子没人管，别惹出什么事来。”老太太笑了起来，“这两个孩子不会惹事的，我的孙子们倒是一刻也不能离人，离了人，他们准会把什么东西打碎或者弄坏。而我的重孙已经被我教训出来了。他们牢牢记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说‘不行’，就是不行。他们不敢顶嘴。我在抚养孙子时明白了一条最主要的规则。”
“什么规则？”塔姬雅娜饶有兴趣地问道。她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太太了。
“应该从小就教给孩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行’，这是两个神圣的字眼。如果我说可以玩，可以闹，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儿跑哪儿。我什么话也不会说。但是如果我说‘不行’，就是说，对谁也不纵容，对谁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许不洗手吃饭，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包括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内。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见大家都不允许，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话他一句也不会听的。”
告别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铁走去，边走边想着发生过的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钥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试一试，跟她门上的锁是否配套。那串钥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两个铁门，都是用意大利产的防盗锁锁的。当邻居叫警察来的时候，两道门都是锁着的，确切点说是没有用钥匙锁死，只是关着。凶手不需要用钥匙锁门。但他们需要用钥匙来开门。
不，不是这样的……凶手想了个狡猾的办法配了一副钥匙，这样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里对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窃，没料到伊涅萨在家，于是盗窃就发展成了行凶。可以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还会想着把钥匙挂在钥匙串上吗？不会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况就是，罪犯钻进房内虐待女主人，走的时候顺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钥匙，刚出门就把它扔了。那他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况：罪犯没有钥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进去的。接下来，就和第二种情况一样了：拿走了第二副钥匙然后扔掉。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副钥匙是第二副，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死者家中门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钥匙穿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钥匙。小柜子上还有伊涅萨的车和车库的钥匙。看来，她习惯丁把钥匙放在那地方。
这副钥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谁拿走了？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
不！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美好的！它既美好又出乎人的意料！尤其是当你知道，你不会几分钟后就死去的时候。我甚至对维卡都开始有了耐心。她似乎振作起来了，因为她明白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又不会玷污她的名声。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对我要友善得多，而且也不再每隔五分钟就重复一遍令我发疯的话了。
“以后你住哪儿？”她每天都要问一遍这个问题，似乎我第二天的回答就会和头天晚上的不同似的。
“不必担心我，我不会睡大街上的。”我每次都这样答道。
“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住吗？”她又问道，意思是指我编出来的那个正等着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为了“她”才和她离婚的。
“说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决定把东西都留给我，不分财产？”
“是，是，是！我要重复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这样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养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钱……”维卡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几乎使我失去自制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进来呢！这就很光彩吗？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区别？他不是也想搬到维卡的（顺便说一句，是我的）房子里住，开她的（应该说，是我的）车，花我这几年挣的钱吗？她倒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我也只是心里恼火，而且瞬间我的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还活着、并且近期内也不会死旧的“幸福之雨”浇灭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于想同一切告别。我从心里感激维卡不问我什么时候搬走，好让她和她的那个“乡下罗密欧”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她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她急欲摆脱我获得自由。我暂时还无处可去。卢托夫说，只有我办妥了所有监护人的事务，离开电视台之后，他们中心才会接收我。对维卡，我就搪塞说，我暂时有困难，我情人那儿有很多客人，暂时没我住的地方。维卡听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悄悄地点点头，也就不再追问。除此之外，她还依旧给我做饭，洗碗，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温顺、随和。估计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她有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情欲都令我发蒙。不管她，让她难受去，我已经难受过了，现在轮到她了。
卢托夫迅速帮我办理了母亲的监护手续。其实，他的帮助也就是让所有的事办起来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处理。因为我母亲没有自理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还是有一个机灵的女办事员紧皱眉头问我：“也就是说，您想卖掉您母亲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残疾人疗养院去？”
“您听谁说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还住她自己的房子，不过我要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交给即将照顾我母亲的人。”
我估计那女办事员不相信我，不过我根本不为此而担忧，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之我又不会让母亲流落街头。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缚住手脚，可以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钟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疯妈妈。
制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几个节目的制片公司对我即将离去深表遗憾，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节目的人。老实说，对这个节目我是深恶痛绝。以前维佳·安德烈耶夫毫无道理地挥霍赞助商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维佳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甚至连敲诈这样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这消息能使他从别人那儿弄来钱，他是什么也不顾的。最近，他经常糟蹋人，想在节目中制造丑闻，好把它卖个好价钱。想到这，连我都觉得恶心。特别是与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更感不快，其实，这种不快之感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