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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儿连个人行道都没有，”女司机为自己辩解，“我怎么知道她要过马路？”
女郎和行人对骂着。围观的人见没什么意思，没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车伤着您了吗？”他摸着脉，很正规地问。脉搏还算正常，就是有些快，很微弱。
“受了点伤，”塔姬雅娜声音颤颤地说，“我吓坏了。”
“撞在哪儿了？”
“大腿。我头晕得很，我大概走不了了。”
“别担心，”他安慰道，“我扶您到那个长凳那儿，我给您打一针。稳定一下心脏，很快就好了。”
他扶她站起来走到路对面。那儿果真有一张长凳放在浓密的树阴下。
“您真的是医生吗？”她艰难地靠着他的手臂，问道。
“是的。我在‘急救’科工作。业余时间给退休人员打打针，赚点外快。”
他扶她坐在凳子上，打开背包。
“所有的药品我都随身携带着。找我看病的退休人员患的大都是心脏病和心血管病。您需要的药我都有。”
他不动声色地环顾一下四周，确信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太顺了！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描绘成车祸，摔倒，被撞，受了惊吓——造成孩子流产的原因有一大堆呢。
“请挽起袖子。”他拿出小瓶安瓿剂和注射器。
塔姬雅娜解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袖口，裸露出手臂。他飞快地瞟了一眼四周。街上又空荡荡的了，只有那个撞了塔姬雅娜的女郎仍站在红色的“日古利”旁，脸都吓白了，好像比被撞的人还紧张。
“用不用送她上医院？”她喊道。
“不用了，”他大声答道，“一切正常。您走吧，只是别再开飞车了。”
女郎犹豫了一下，然后上了车，慢慢把车开走了。他用酒精棉擦拭着注射的地方。
“您瞧，很快就好了。您好多了吧？”
“不，”塔姬雅娜突然面部发青，“好像更糟了。”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瞧您的静脉看得真清楚……”
他手里拿着注射器，开头不明白为什么针扎不上静脉——手不听使唤，不能动弹，后来反应过来是有人一左一右扭住了他。那辆红色的“日古利”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女郎，迅速跑到他跟前，小心地从他紧攥的手里夺开注射器。“日古利”的后门敞开，下来两个男人，朝这儿走来。
“开始吧，”其中一个心情沉重地吩咐着，“瓦丽娅，你把塔姬雅娜送回家再返回来。高里亚，拍照了吗？”
“一定照办。”他看不到这个人，因为答话的人站在他的身后，紧紧扭着他的胳臂。
“很好。伙计们，快点保护好现场，把所有注射器和安瓿剂贴上标签，经管好。先生，您是否能告诉我们，您要注射的是什么药？”
他当然没做声。但他意识到这只能蒙混一时。他被捕了。啊，你呀！活见鬼！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是他们把他诱进陷阱的吗？
娜斯佳不记得，她从前曾否这么大声嚷嚷过。她不是在激烈地谴责，可她的嗓门大得连她本人都难以置信。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敢这么做？！拉一个孕妇配合破案！你头脑还有一点理智吗？”
科罗特科夫很无奈。他内心深处也承认娜斯佳是对的，但他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嘴。
“你喊哪门子呢？”他像劝一个孩子，“你这么大声做什么？是塔姬雅娜提出这个想法的，她丈夫斯塔索夫又支持她。你也了解瓦丽娅。她开车时间要比走路时间长：据你的情报，她十八岁就已经是消防协会会员，并系统参加过各种飞车绝技影片的拍摄。导演这么一幕场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安全保障系数是250％。塔姬雅娜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指定时间悄悄跪下而已。你发什么神经？”
“要是突然发生意外呢？突然她摔倒了，被车撞了，受惊吓了？您想过这些吗？”
“但她并没摔倒，也没被车撞，”科罗特科夫辩解着，“娜斯佳，别破坏我的心情。你不是渴望找到哪怕一个凶手吗，我这不轻而易举给你弄来你梦寐以求的玫瑰了，你却还不称心。他背包里装满了毒品，想借此弄掉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的孩子。现在你可以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招供，就会揭开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疑团。好了，娜斯佳，别赌气了。我们得手了。”
“这下他们才称心如意了，”她仍气咻咻地埋怨着，“你们这些不幸的倒霉蛋。我就不信没人治你们。”
“怎么没人？这个科洛布克是干什么吃的？在他手下，有我们好受的。所以，你，我的朋友，暂时可以歇一歇了。”
我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什么遗产？什么几百万元，妈妈是提起过我的爷爷有一个远方亲戚，早在革命前就侨居在国外，从那以后音讯皆无。妈妈连他们的姓氏都不记得了。
“您爷爷的堂兄弟把所有遗产留给了您母亲，就此而言也就是留给了您，因为您的母亲没有行为能力——您是她的监护人，是她死后的继承人。基金会与被继承人的律师达成协议，以私人方式，通过莫斯科的一个律师寻找继承人。这个律师刚刚查明您和您的母亲是继承人，就被收拾了——他没用了，留着又很危险，因为他知道真相。接着就对您下手。现在您明白了吧？”
“我不能……我不能相信这些。”
“您被逼无奈，”娜斯佳温和地说，“卢托夫说您可以赤条条地来危机中心，您以后的收入将归他们所有，是别有意图的。这就是您将来的收入。为了这笔收入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您只要写一份正式保证书，委托基金会的律师支配您的全部财产，一切就收尾了。我们俄罗斯与此不同，但在西方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您的遗产继承恰恰是在西方进行。您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也不会。我学过德语。”不知为什么我补充了这点。
“您瞧。假如继承人的律师是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士，那他很快就能骗取您的信任，您什么也来不及体察。他们通知您，您疯了二十年的爷爷在自己的住地给您留了一幢用来招待客人的小楼，您得签字申明不想得到这所房子并赠给慈善会，来帮助陷入危机处境的人们，事情就了结了。您就永远不会知道您实际损失了几百万。这就是卢托夫接近您的原因。”
她早已经离去，我还坐在我们上次见面的集体农庄广场的咖啡屋里。我的生活怎么了？它成了一副什么样子？
几百万美元。我拿它做什么呢？也许，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我没能力，对此不感兴趣。我不是领导人物，我只是个记者。可以靠这笔钱无忧无虑地生活。只是去生活……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据说，仅仅把大脑给养通路堵塞三分钟，就会发生不可挽救的遗憾，人会终生残废。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几天前我还是个活死人，但我再也不能活过来了。我失去了维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我根本就不想过这种生活，甚至丧失了活的勇气。这几星期足以使我失去和周围生活的联系。在我对维卡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不能再爱，也不能爱她；在卢托夫对我做一切之后，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切之后，我无法再活在世上。
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令人乏味。我不可能有任何“明天”，因为我昨天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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