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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浙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着：“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广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可闻。临行前他把皮轱辘充足了气，走在坚硬的沙石路上，小车轻松地蹦高，车上载又轻，人又身体壮，怀里揣酒瓶，走几里路就襻在肩上手撒车把，拧开瓶塞抿几口烧酒，腿轻脚快唱小曲儿，恣悠悠的，完全是一个难民队里的贵族。
指导员黑眼珠子咕噜噜旋转，微笑着走到路边来。他友善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没人回答他。因为他问话时眼睛盯着一棵杨树干，树干上留着那汉子刚抹上的黑色车轴油。银灰色的杨树，一棵挨着一棵，枝条都往上拢着长，有直插云天之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地射在了王超脸上，他脸上友善的微笑陡然消失，换成了一幅像山一样威严、像庙一样阴森的面孔。“你是什么成分？”他目光紧盯着王超那张油光光的大脸，突然发问。
王超懵头转向，张口结舌。
“看你这样子，”指导员咬钉嚼铁地说，“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不是富农，也是小店主，反正你绝对不是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而是个吃剥削饭为生的寄生虫！”
“长官，”王超说，“冤枉啊，我是个剃头匠，靠手艺混饭吃，家中只有破屋两间，土地没有，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了今日，不管明日；俺那儿刚刚划完成分，区里给俺划了个小手工业者，相当于中农，是基本力量呢！”
“胡说！”独臂人道，“凭着我这双眼睛，你巧嘴的鹦鹉难说过潼关！你的车子，我们征用了！”他回身招呼王金父子，“快点，把小米卸下来，装到这辆车上。”
“长官，”王超道，“这小车是花了俺半辈子积蓄啊，你不能剥夺穷人啊。”
独臂人怒冲冲地说：“为了胜利，老子的胳膊都贡献了，你这辆车子值几个钱？前方将士在等待粮食，你难道敢抗拒吗？”
王超道：“长官，您跟俺不是一个区，也不是一个县，凭什么征俺的车子？”
独臂人道：“什么区、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
王超道：“不行，俺不愿意。”
独臂人单膝跪地，掏出钢笔，用嘴咬开笔帽，又掏出一块巴掌大的纸，按在膝盖上，歪歪斜斜地画了几个字，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县哪个区的？”
王超一一回答。
独臂人道：“你们的县长鲁立人是我的老战友，这样就好了，等打完这一仗，你把这张纸条给他，他就会赔你一辆车子。”
王超指指我们，说：“长官，这位是鲁县长的丈母娘，这是她的一家人！”
独臂人说：“大娘，您做个证，就说情况紧急，渤海区支前指挥部民工团八连指导员郭沫福借用你村王超小推车一辆，请他代为处理后事。”
“好极了！”独臂人把那张纸条拍到王超手里，然后怒斥王金，“还磨蹭什么？
不按时送到军粮，你爷儿俩要吃鞭子，我郭沫福要吃枪子！“
郭沫福指着王超的鼻子，说：“快把你的东西卸下来！”
王超道：“长官，您让俺怎么办？”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民夫连里不缺你一个人的伙食，”
指导员说，“等仗打完了，你就把车子推走。”
“长官，”王超哭咧咧地说，“俺刚从那里逃出来啊……”
“非要我掏出枪来崩了你是不是？”指导员愤怒地说，“我们为了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用你辆小车还这么多罗嗦！”
王超可怜巴巴地对母亲说：“大嫂，您可要给我做证啊！”
母亲点了点头。
王金父子推着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欢天喜地地走了。
独臂人客气地对母亲点点头，便大踏步地追赶他的队伍去了。
王超一屁股坐在被子上，毛猴着脸，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怎么这么倒霉？
别人碰不上的事为什么偏被我碰上了？我招谁惹谁了？“泪水沿着他肥厚的腮帮子流下来。
我们终于撤到了大山的跟前，宽广的砂石大路分散成十几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到山上去。晚上，成群结队的难民，操着各样的口音，在黄昏的阴冷空气里，传播着互相冲突的消息。这一夜，大家都瑟缩在山脚下的灌木丛中苦熬。从南边和北边，传来闷雷般的轰鸣。一道道炮弹出膛的弧光划破墨色的夜空。半夜时分，空气阴冷潮湿，蛇一样的阴风，从山的缝隙里爬出来，摇得脱尽叶片的灌木枝条簌簌抖，卷得树下的枯叶刷刷响。狐狸在洞穴中悲鸣。狼在山谷里嗥叫。
生病的孩子像猫一样呻吟。老人像打锣一样咳嗽。这一夜可真是难熬，天明时有几十具尸首抛在山沟里，有孩子，有老人，也有壮年人。我们一家之所以没冻死，是因为我们占据了一丛挂满金黄色叶片的奇特灌木，所有的树木都脱光了叶子，惟有它不落叶。树下还有厚厚的枯草。我们紧紧搂抱在一起，把那条惟一的被子顶在头上。我的羊紧贴着我的脊梁而卧，它的身体是我挡风的墙。最艰难的时刻是后半夜，遥远的南方炮声隆隆，加深了灌木丛中的寂静，人的呻吟声锯割心弦，使浑身震颤，耳朵里出现旋律，像熟悉的茂腔调儿。那其实是一个女人在悲泣。万籁俱寂中的声响渗入岩石，极冷极湿，阴云与头上的冰凉的棉被粘连在一起了。下雨了，冻雨，雨点落在棉被上，落在黄叶婆娑的灌木上，落在山坡上，落在难民们头上，落在嗥叫着的山狼丰厚的黄毛上。雨在下落过程中便凝固成冰渣儿，落下时便随即成了冰。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樊三大爷高举着火把把我们从死亡中引导出来的那个夜晚。他高举着火把，像红色的马驹一样，在暗夜中跳跃着。那一夜，我沉浸在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