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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所有军种进行一次大手术！
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一旦成功，最少裁去三四十万以上的禁厢兵一年为国家节余一千多万以上的军费并且使整个宋军变得更强大。这次不仅将与反对派与保守派争斗，有可能还要竭力说服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的赵祯！
只要这件事做完了，郑朗就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此时在朝堂上生存太艰难。若是庆历新政真正发起之时，弄不好自己会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不过欧阳修又扮演了一次不光彩的角色。
对欧阳修的评价，郑朗不是很恶，他的私心绝对没有夏竦重不能说欧阳修大公无私，凭借他永远不批评皇帝这一条，欧阳修的德操便有了很大的问题。
但没有夏竦那样腹黑相对于司马光，也要好一些。
可欧阳修最大的毛病便是自以为是，又没有吕夷简那样的眼界，又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且一昧坚持要别人听从他的意见。他学问越大，这种自以为是的戾气带来的危害越重，侥幸是赵祯朝，对赵祯郑朗此时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他无为而治，实际有为，只是手段高妙－，包括宋朝发生的无数起重大危机，被赵祯于无形中化解，也包括党争，党争在赵祯朝便很严重，却没有形成危害，是因为赵祯用一些高超手段无形的化解。所以欧阳修带来的危害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
宋神宗是好的，也有开创精神，可他缺少赵祯的手腕，于是让王安石的横冲直撞与司马光的腹黑形成严重的党争。
但欧阳修却在时时刻刻起着破坏作用。
本来韩琦与范仲淹上书引起赵祯注意，偏偏欧阳修又上了一奏。说了郭承佑的事。
朝廷以郭承佑为镇定路部署，但臣以为国家用兵五六年，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其失安在？不能说宋朝是战胜国，尽管郑朗两次大捷，将萧关以南领土全部收复，但在以前这里便是宋朝的领域，只是没有真正管辖，不算开疆拓土。几次战役严格意义是防御战，而开战之初是出征，是剿灭西夏，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欧阳修说挫尽朝廷威势也有几份道理，一个小西夏，仅七十余万户，不及陕西一路一半人口，打得如此艰难，胜也是败。
为什么呢，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用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每有除拟，问于大臣，则说，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至塞人言，说，那你认为谁可用乎？臣常闻此言，退而叹息，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
说得有理，天下有人，可欧阳修你敢不敢用，比如张元之流，没有中第，却有些歪才，还有市井商贾贩夫之辈，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英雄豪杰，但他们不是科举出身，真用了，欧阳修以自己为正统的士大夫，会怎么说？
相比于用人，王安石虽激进，但说法倒更有积极意义。欧阳修只能是空谈，一个用外戚宠臣做重臣，一个用科举文人做重臣，效果是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而。
又说葛怀敏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说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谁说的，只是范仲淹说过葛怀敏不可用，郑朗知道不可用，但未说，何来天下人？继续说下去，承佑庸碌之材，不及怀敏远甚，在澶州只知道筑城，差一点生起兵变，岂可当真定一路？臣以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佑非才，议者不过说，例当叙进，别无人。今天契丹生心，祸端已显，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驰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此除改，谁不惊忧？
让朝廷将郭承佑贬迁他处。
郭承佑是真的很无能，但这篇奏折不能这样写，简单说一句，真定路乃北方要地，需要派一能臣驻守，郭承佑能力不足，换一人吧。相信赵祯也会听进去。
赵祯也听进去，改罢郭承佑知相州。但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前面欧阳修说西北是疥癣，起义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又说契丹是心腹大患。但赵祯不是傻瓜，契丹人是有敌意，可没有西夏敌意深，起义也是多因为旱灾加上以前重敛引起的，倒底谁才是国家心腹大患。就这点财帛，往哪里放？
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
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二）
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还别说，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俺们花了钱，就是买安的，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后来发生L系列误会，虽无伤大雅，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
还有，他越鼓吹契丹入侵，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他的想法是这一句，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敢自专。
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倒是主和遍地皆是。大抵是假的，他的想法是真的。
总之，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
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急啊，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但没人对他说，能不急吗。（我大笑，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是让人感到很搞笑）
朝廷这样做不对的，汉唐故事，大事必须集议，示广大，不能自狭，谋臣思公共，不能自专。但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不想人知道，可处置乖违，又怎能掩瞒？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收众善之谋，元昊请和一事，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
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你直接说是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乎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疮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疮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其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