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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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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
  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 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第七章 “造反”、“造反”(2)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第七章 “造反”、“造反”(3)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 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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