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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打了他好几拳，”中岛后来坦言道，“就是想知道在硫黄岛附近到底还有多少架飞机，坠毁的有多少，被击落的有多少。”而喝得醉醺醺的中岛大尉，不用翻译，却指望格伦能用手势回答他的问题。
醉醺醺的大尉高声吼着，不停地质问着格伦，而19岁的格伦则迷迷糊糊，因此而没有及时地回答问题时，大尉便拿起棍子向格伦打过去。“中岛大尉那时便开始用棍子来揍战俘，”森江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中岛大尉打格伦第一棍的时候，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而一顿恶打过后他浑身是血，之后，便身子向后一仰躺在了地上。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头骨上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着。在打了10棍之后，格伦的头部和脸部早已鲜血淋淋，而中岛都累得气喘吁吁了。
后来，中岛大尉向的场少佐汇报说他把战俘给打死了。“当时少佐对我说，我打死了飞行员，按道理应该毙了我，”中岛大尉说。但是少佐说此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说他关心那位飞行员的死活。“少佐说应该毙了我，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从飞行员的口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我便把他给打死了，而并不是因为飞行员的死。”
后来，一伙士兵在附近挖了一个土坑，把格伦那鲜血淋淋而瘦弱的尸体放进去埋葬了，随葬的还有他的餐具。埋葬格伦的地方没有任何标志，也没人在任何一份报告中记下他的名字。每当提起他的时候，人们都以“战俘”或“飞行员”来代指。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中岛大尉后来承认道，“在当时，问他的名字简直都有些多余。我打死了那名飞行员，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谁。”
傍晚时分，也就是格伦刚刚被杀害之际，话务员马弗·梅尔尚也被带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边的一座小山上。莱梅中尉和马弗两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着铁锹的士兵则列队向坟墓的方向前行。几分钟过后，莱梅中尉带着马弗来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后，我沿着那条小道前行到墓地时，感到那里死一般的静寂，当初大树巨大的树冠一定使得傍晚时分更加的昏暗。沿着小山向上不用爬几步，便能看到一块块的墓碑。这里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国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马弗在当时一定意识到了那是一片墓地，况且那里还有一孔刚刚挖好的墓穴。
在这孔新的墓穴旁边，莱梅中尉递给了马弗一支烟。面对此情此景，马弗并没有慌乱，而是静静地抽着烟。
后来有人把话务员马弗·梅尔尚的双眼蒙了起来，把他带到墓穴边，让他跪在那里。
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飞行员查理·布朗驾驶的飞机于2月26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后，他以为自己要被砍脑袋了。当时有人把他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让他跪在那里，伸出脖子。“我当时想，死就死吧，”查理说，“想到脑袋将要被砍掉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惊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镇定，也许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冲到我脑袋里的那种情形。我的生命没有在我面前惊恐的摇摆不定，我很平静。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样死去的。”
读了舍温·努兰的专著《我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便可以得知，查理当时的镇定是有医学根据的。努兰写道，当遇到恐怖情景的时候，人体内便释放出一种自我生成的一种叫做内啡肽的麻醉性物质。“内啡肽的生成是哺乳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动物保护自身免受情感和身体侵害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制，可能出现在史前阶段的野蛮时期，因为那时威胁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发生。”在分析一个女孩被谋杀的案例时，努兰博士如是写道：“我深信这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剂量，让即将死去的孩子保持镇定。”
穿着长罩衫的马弗跪在刚刚挖出的泥土上面。
“莱梅中尉把刀举了起来瞄准了两下，”一位名叫石压的士兵说，“接着他让我们向后退一退，说别让血溅在身上。”
“中尉对着战俘的脖子比划了两三次，”岩川回忆时说，“我们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愿看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向后退了好几米。”
刀落了下来，从马弗的脖子上滑落过去。“当刀砍到脖子上的时候，”岩川说，“他只是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并没有大喊大叫。”
砍了这一刀后，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马弗便向前一个跟头栽在了墓穴中。莱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尸体埋起来。岩川看到马弗的尸体躺在墓穴里的时候，他又突然意识到莱梅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脑袋还没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说，“几乎就砍掉了，但脖颈处还有一块皮连着。”如果当时马弗死去的尸体被直立起来的话，那他的脑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悬在脖颈上。
夕阳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穿着长罩衫的洛杉矶人马弗·梅尔尚早已被埋掉了。马弗在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个月零2天，参军也快有两年了，当初参军还是听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说是参军能让生命更加精彩。
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场少佐来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见将军。当时少校和将军都已意识到硫黄岛附近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灭掉的。父岛的士兵任务繁重，疲惫不堪，补给也非常的有限，并且还担心马上就要遭受轰炸。但在午后他们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们当时一定喝醉了，但无法知道他们醉到什么程度。“的场少佐告诉我他们两人一连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后来告诉我。
“在将军的司令部里，”的场少佐后来回忆说，“我们喝着清酒，喝着喝着话题就转到了驻新几内亚岛的日军上了。后来我和将军还谈到那里的军队因补给严重短缺，而最终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况。”
这两位精神勇士谈论的话题，就是对醉醺醺的他们来说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却非常的刺激。东京的精神勇士向新几内亚岛派遣了15万大军，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好这次行动，而且对那里可怕的热带环境知之甚少。他们极不负责任，没有给大军提供充分的补给，而是命令他们以当地的给养为生。可是在新几内亚岛上连当地的土著居民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那里的土地绝没有中国肥沃。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日本的将军们就干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于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于驻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几乎所有士兵来说，这无异于判处了死刑。他们没有食物可吃，便开始吃自己兄弟的尸体。少佐和将军两人边喝着清酒，边谈论着那里的情况，脸上却意外地显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
下午过半的时候，第307陆军营的长官加藤大佐给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打电话邀请将军和的场少佐两人到他的指挥部去参加一个酒会。
“我们是步行去的加藤大佐部队的营房，”的场说，“可我们到达时，却发现那里的酒和下酒菜根本就不够。”福田大尉回忆说：“我们当时就只有两瓶清酒，的场少佐开始吆喝着要酒。”
人人都知道哪里有大量的清酒——立花的指挥部，福田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让多送些酒过来。
当时桌子上摆着个日式肉片火锅。要做肉片火锅，应先把一个盛满汤水的沉重的平底锅加热，然后往锅里加入一些鱼、肉、蔬菜、面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一起煮。
立花将军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后，便咕哝着说肉根本就不够大家吃的。
“的场少佐气的不得了，”福田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第307陆军营饭桌上的菜里肉不太多。”
见此情景，第307陆军营的人吓坏了，然后寻思着如何确保大家有足够的肉吃，以免挨一顿暴打，可就在这时，喝了不少酒一连数小时转来转去的立花将军却突发奇想。“将军问了我处决战俘的情况，并说多搞些肉。”的场说。立花对那里的人说：“一个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当将军谈到吃人肉的时候，他用的词是“胆量”，可具体指的是肝脏，笼统说来是指人体内的各内脏器官，这个词还有精神或思想的力量的意思。在日语中这个词是‘kimogaookii’，表面意思是某人的胆子很大，但实际意思是说某人很勇敢或某人胆量很大。因此，当立花将军说要吃马弗肝的时候，表面上虽说的是一种器官，但其中的内涵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的场少佐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给第308陆军营的营部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上来听，的场少佐喝醉了。”当时接电话的嘉木大尉说。的场少佐命令嘉木大尉把马弗的肝脏割下来。
“我告诉少佐说马弗的尸体早被埋了，因此试图劝说他放弃从尸体上割肉的想法，”嘉木大尉说，“我力劝少佐不要从尸体上割肉，但他命令我告诉医务官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把肉割下来送到他那里去。”
是命令就要服从。嘉木大尉只得命令营部里的外科医生寺木去干这件龌龊的事情。当时值班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外科医生寺木来到伤兵区，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两名士兵，他让我准备好一些医用工具，但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干什么事情。我以为是别人打电话来说，发生了突然事故，便准备了一个急救箱。寺木对我说：“跟我来。”
当我们到达墓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有人告诉医生哪个是马弗的坟墓，然后医生就让那两名士兵开始挖掘。
医生告诉我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少佐命令我们分解尸体，取出马弗的肝脏。由于我当时知道飞行员是昨天被干掉的，尸体早就腐烂掉了，所以我不愿意干，但医生说这是命令。
那两名士兵将尸体挖了出来，当时尸体上仍穿着长袍子。人是被斩首的，尽管脑袋和脖颈还有一点点的皮肤连着，但脖颈处已经被砍开了十分之七。
尸体被挖出以后，寺木医生便从我手中接过一把解剖刀，并告诉我说要马上解剖尸体。
寺木随后命令我把马弗的一条腿砍掉。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在日本军队内部有个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当全尸得不到很好的安葬时，便常常将其中的一只手或一只脚砍下来，给以很好的安葬。因此我当时以为这次也一样，就开始砍他的一只脚。
这时寺木又对我说：“不应从脚跟处砍，而应该把他的整条大腿给砍下来。”听后我便问：“为什么要这样？”他接着回答说：“这是命令，没什么好问的。”
我接着又问道：“我真要把他的整条大腿都砍掉，包括里面的骨头？”寺木回答说：“不必了，只需要把腿上的肉切下来就行。”
寺木把马弗的胸腔打开，把肝脏从里面给割了出来。我则从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那块肉有四英寸宽，一英尺长，大约有六磅重。
寺木用白玻璃纸把肝脏和那块肉包裹了起来。
从伤病员区来这里的时候，我随身带了纱布绷带和药用棉花。我把纱布放在腿部的伤口处，便开始给它包扎。我取出针和线，然后问医生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