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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男女问题上辜氏一贯主张一个男人应该娶四个女人，但是他自己终身只娶了两个，一个中国湖南的，一个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后才一年的时候在青搂遇到的，也是大老婆亲自帮他张罗娶回家的。他一辈子一直热衷于逛青楼。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他在“风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四代传人苏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戬，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小名三郎，学名玄瑛，字子？。后为僧，自号曼殊。至于其身世，一说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苏杰生是旅日广东茶商，母亲河合氏是日本人，苏杰生之妻妹。因此曼殊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种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为僧。另一说，谓其父母皆为日本人，苏杰生为其养父。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粤，而母亲仍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苏曼殊佛学渊博，且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曾任报刊翻译及学校教师。和陈独秀，章炳麟、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为南社社员。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断鸿零雁记》（1912）、《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六种文言小说。其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其诗多感伤情调。其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另在佛学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汉英辞典》，今不传。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记》等。苏曼殊流浪终生，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于上海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四岁。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五代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 中国现代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戏剧家。名文涛，别号广候、漱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法师。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1942年10月13日卒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籍浙江平湖，从祖辈起移居天津。父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李叔同 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墨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自画像》估计是出国前所绘，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看晶莹明澈。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时至今日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也广为吾辈传唱。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六代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