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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这一幕独幕剧了。他们全副武装地呆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 11 点，司令官佩雷斯。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他所看到的景象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上空无一人，现在却是一片灯火。自卡斯特罗掌权之后，这一带已经建成为
公园。中央情报局所说的沼泽地带，也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即将完工，海滩上也有人来来往
往。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不仅于此。猪湾的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锋利突兀的珊瑚礁环绕，夜间在这里登陆十分
困难。首先要设置登陆指示灯。
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
车的头灯。这是一支古巴边防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雇佣军向吉普军开火。一
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入侵者登陆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卡斯特罗那里。凌晨 3点 15 分，卡斯特罗得到消
息，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情报有误，便询问了详细情况。无线电通讯员报告说，上述两个地方
正受到来自海上 50 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无线电讯号忽然中断，说明电台已被占领，一个滩
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
卡斯特罗下令在上述两个地区防御的部队立即出击，并命令 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臭斯的圣安东尼奥
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猪湾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混乱不堪。首先是空战。古巴空军的 T－33首先撵走了雇佣军的 B－26，于是，古巴空军的轰
炸机便开始毫无顾忌地轮番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接着是装载着 10
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又在一片火
光中解体了。其他三艘船赶快驶离了海岸。
船只逃跑后，已登陆的入侵者便陷入绝境，因为卸下的军火还不足 10 ％，在人数上与卡斯特罗的部队相比是 1比
13，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但入侵者情绪仍然很高，逃散的船上发来的电讯使他们受到鼓舞。比如：“喂，佩佩。
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
在美国国内，有关古巴的消息成了那天的主要新闻。舆论界反应不一。右翼方面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
口，开往古巴”；左翼方面则认为他们在选举前对肯尼迪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们高举“公平对待古巴”的标语牌，同示
威者一起涌向曼哈顿的联合广场。“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响应。他们联名写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
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甚至有人给公平对待大会打电报说：“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
时代？？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
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这时候，卡斯特罗已无需美国左翼力量的支持，他的军队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现在要做的只是将雇佣军一
步步赶下海。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军队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 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
击海滩；弹着点附近的雇佣军被震得晕头转向。苏制 T－34坦克的推进速度令雇佣军心惊胆战。入侵者不断回头望着大
海。舰船逃走时，曾允诺晚上再来，但直到午夜，补给船还不见踪影。佩佩。圣罗曼不得不带着报话员登上一只敞篷船，
在海上发报，但无任何回音。在吉隆滩，T －34坦克排成一字形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瘫使雇佣军们进退维谷。
星期二晚，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的肯尼迪临时被请了出来。他站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前听国务
卿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名成员及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汇报情况。他们说，现在只有出动
美国空军，才能救出登陆部队，使其免受卡斯特罗法庭的审判。
肯尼迪同意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在星期三
早晨 6点半到 7点半的一个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以便让雇佣军的 B－26
向环形阵地周围的卡斯特罗军队发动攻击。这一回，中央情报局最后的努力又失算了。卡斯特罗的 T－33蜂拥而上，一
举歼灭了剩下的几架飞机。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越来越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
斗。立派一切可用之飞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教授”。星期三清晨 4点 32 分，
中央情报局接到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及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我不再等你们了。”
一切归于沉寂。这一时期，对于古巴问题最为关注的旁观者莫过于不久前同卡斯特罗热烈拥抱过的赫鲁晓夫。他对
事态发展的每一细节都不放过，自然，他也读到了入侵失败后第二天肯尼迪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肯尼迪在
演说中色厉内荏地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
“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警告苏
联，“到了那时，我们绝不会去听那些使布达佩斯血染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肯尼迪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恐吓，叫他不要染指古巴。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唯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唯一的敌手
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是肯尼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不论在古巴还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
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给予更密切的注
意并采取更现实的对策”，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一场无情的战斗，其范围
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这类评论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
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新总统这一跤摔得不轻。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看来，现
在正是对他猛击一掌的大好时机。
肯尼迪刚刚当选总统时，赫鲁晓夫曾向他发去一封贺电。紧接着，赫鲁晓夫为表示愿意恢复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之
前的苏美关系，又释放了两名关押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一行
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美国飞机将不再飞越苏联领空，以示对赫鲁晓夫行动的感谢。
1961年 2月 11 日，肯尼迪就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腊斯克、邦
迪之外，还有担任过驻苏联大使的四名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是现任驻苏大使汤普逊，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
现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会议中，没有人认为两国政府首脑之间有必要举行一次正式的“最
高级”会议，肯尼迪更是如此。他的观点是，这种会议在遇到战争威胁时或许是必要的，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
的会议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或许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
专家通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是造成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了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
张情绪。
但是，2 月 11 日的讨论还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与举行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
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进行估量，直接了解赫鲁晓夫对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其他
问题的观点，获得借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美国为
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些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得那样，“联系渠道应该保持
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并达成可以防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
然而，肯尼迪没有想到猪湾入侵给会见增加了难度。赫鲁晓夫就这一事件公开表态，并明确站在古巴一边，从而使
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恶化了。在苏联国内，美国雇佣军对古巴入侵的失败激起了中央政治局以及军方
的反美情绪，通过对猪湾事件整个过程的研究，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显
然是缺乏经验。
白宫知道，在国际政坛上闯荡了六七年的外交老手赫鲁晓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但是，2 月间已经安
排了肯尼迪同赫鲁晓夫 6月初在维也纳的会谈。赫鲁晓失担心美国会因古巴事件而使会谈有所变动，因此便于 5月 12
日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又怕被赫鲁晓夫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于是便开始全力准备会谈。有人
告诉他，赫鲁晓夫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其所参加的两次高级会谈中明显准备不足。艾森豪威尔每次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
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肯尼迪认为应当让赫鲁晓夫改变这一看法，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肯尼迪为了增加会谈的主动性和把握性，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对以往同赫鲁晓夫对话的回顾上。他接见会晤过赫
鲁晓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深入地研究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的背景以及双方看法的细微差别。会晤前的
那天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他还在研究，直至会晤前的一分钟。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午
宴。第二天，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午宴。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把火柴丢在赫鲁
晓夫椅子的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我吗？”肯尼迪向他保证说绝无此意。赫鲁晓夫笑着说：“啊，你是
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在 1959 年会见过的那些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 1960
年投了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他认定这全是花招。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金质
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
会谈的议程包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互惠的经
济联系问题、租借法案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会谈开始时，两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