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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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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
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
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      ※      ※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
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
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
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
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
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
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
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
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
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
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
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
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
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
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
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
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
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
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      ※      ※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
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
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
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
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
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
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
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
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
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
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
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
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
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
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
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
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
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
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
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
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
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
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
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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