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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
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
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
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
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
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难道不
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摔得肚破肠流，
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
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
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
稚气。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市场
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寻寻觅觅找
东西吃，找水喝。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
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地上，圆
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过头说：“妈妈，
鸡！”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
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
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
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
篮子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
里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斜 坡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狭窄的入
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婴儿
车推过去。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
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
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
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
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
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
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
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
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
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
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
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
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
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
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
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
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
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
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
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
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
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
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
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
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
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
连设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
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
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
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
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
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
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
—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
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
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
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
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
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
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
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
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
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
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
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
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
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