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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
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
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
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
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
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
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
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山间小路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
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
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
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
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
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
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
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
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
别的都不看， 渡过湘江， 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
“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
“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
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
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
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
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
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
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
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
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
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
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
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
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
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
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
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
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
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
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
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
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
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
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
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
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
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
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
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
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辑四 行万里路
发现台湾发现我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
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
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
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
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
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
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
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
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
《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
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
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
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
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
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
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
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
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
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
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
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
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
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
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
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
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
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
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
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
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
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
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