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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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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 不为功利计算, 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
“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
娘个蛋! Go To 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
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
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
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
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
“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
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
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
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
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
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
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
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
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
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
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
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
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
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
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
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
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
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
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
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
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
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
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
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
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
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
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
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
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
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
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
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
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
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
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
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
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
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
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
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
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
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
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
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
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
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
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
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
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
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
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
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
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
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
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
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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