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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
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
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
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
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
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
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
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
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
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
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
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
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
校长加以批判。 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
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
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
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
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
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
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
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
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
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
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
“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
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
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
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
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
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
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
杆，也是如此。
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
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
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
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
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
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
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
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
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
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
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
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
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
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
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
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
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
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
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
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
‘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
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
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
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
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
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
“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
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
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
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
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
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
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
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
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 尼加拉瓜政府倾左， 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
“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
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