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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史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实质。
当然，蒋史矛盾也有他们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两个人有诸多的不同，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却在惊人的相同之处。都以性格刚烈而著名。蒋介石的专断、暴躁是他的近臣、亲信谈之色变的。而史迪威在美国人中也是以倔强出名，他以醋性子乔（尖酸的家伙之意）这一诨名著称。两个刚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强的权欲的军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溅才怪哩！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罗斯福要一个美国人来控制与指挥中国的军队，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之举。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作上述分析，绝不是对罗斯福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蒋介石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所争的是他自己的权力，是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投石问路，罗斯福走马换将。蒋介石很想把这个令他头痛的美国人挤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离谱，如果把罗斯福得罪了，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招示。在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就想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他如此隆重地欢迎威尔基，就是要给他一个让罗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还向刚刚到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将军透露，他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蒋介石在美国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攻势。当罗斯福要求蒋把权交给史迪威时，他讲了许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转守为攻，向罗斯福提出委托一位总统代表在他与史迪威之间协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离不开他的指挥。要求罗斯福“从长考虑”，派一个“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这一试探灵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蒋介石投一小石，所溅起的浪花虽然不大，却使得他在与史的争斗中，逐步由不利转向比较地有利的境地。
赫尔利是一个政客，在交际中，好出风头，权力欲强，而且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他也对国民党的不良表现不满，但他比较注意克制，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是欢迎的。
赫尔利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来华。在他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我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你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来华的赫尔利态度热情，他邀请赫尔利到他的别墅去共度周末，赫氏到重庆只有十来天，就与蒋介石相处十分融洽。因为，赫氏来向蒋介石传递的信息与史迪威大不一样，他向蒋表示是“维护国民政府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而且赫尔利是一个有心计的政客，他在讲到“领袖”二字时，提高了声音，并把右手举起，表示对蒋的尊敬。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坚决要求换掉史迪威。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要求换掉史迪威。并用若支持史迪威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提醒罗斯福，他说，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罗斯福权衡利弊，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换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将史迪威调离回国。换来的是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对蒋介石比较尊重、且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人。蒋介石投石问路，如愿以偿。
评析：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与恶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揭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短，批评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义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从中国的抗战配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的军事斗争着想的。而蒋介石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罗斯的旨意，极力想控制和指挥中国军队有损于中国主权，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蒋矛盾中，蒋介石用投石问路的小术，挤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术”很灵。其实不然。罗斯福之所以要将史迪威换掉，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后的格局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赫尔利以“美国的民意”警告他的话语的分量，因为新一轮的大选的擂鼓已经敲响。他虽然讨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内心的同意与支持史迪威，因为史迪威忠诚地执行了总统交给他的使命。但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选择中，他还是抛弃了史迪威，而拉了蒋介石一把。这样的处理，不仅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得福潜祸，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因祸得祸。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术篇第96节 仰人鼻息，苟延残喘（1）
仰人鼻息源出于《后汉书．袁绍传》，该传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此历史典故后来被演化为比喻依赖别人，不能自立。用这个典故形容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的外交策略，比较贴切。
事例：
蒋介石在朝鲜战争后，尤其是《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在美国保护伞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延续其政治生命２０余年。
蒋介石于１９４９年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后不久，退居台湾，其后，虽然也在大陆组织了若干战役进行顽抗，那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陆的最后一点家当也几乎被全歼。他心里明白再也没有力量重新夺回在大陆丢失的“江山”。１９５０年春，海南岛，大陆沿岸的其他一些岛屿相继丢失，而且，据可靠情报，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攻台准备。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他也不想兑现对部属说的“来生再见”的承诺。时刻注视着国际风云，侥倖地等待着。他要借助于美国的武力干涉，维持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时的美国非彼时的美国，昔日的后台老板，美国政坛，正在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当权的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到底如何是好，还举棋不定，用他们的话说要“等待尘埃落定”。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海峡获得特别的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这等于是说，美国要抛弃蒋介石政权，放弃台湾。蒋介石绝望了。但蒋介石是很倔强的，不到“木已成舟”时，决不放弃“幻想”。他企盼着一个奇迹的发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兴奋不已。他正在吃早饭，蒋经国递给他一个简报，告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虽然信息太过于简单，但凭他的直觉，把在自己台湾的前途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朝鲜战争爆发没有两天，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台湾。这对于蒋介石是天赐绝处逢生的良机。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如何称呼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花了一点心思，在送给台湾当局的备忘录中，没有用台湾当局希望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一寓意含糊的“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政府”。即使这个对其不恭敬的备忘录，他也如获至宝。
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保护，受宠若惊，内政、外交全听从杜鲁门安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美国宣布出兵朝鲜的第三天，通过“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派遣３３０００陆军精锐部队，参加美国组成的干涉军，进攻北朝鲜。当然他也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朝鲜战争扩大，他可以趁机进攻东北，还可以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怕把事情闹大，提出英国“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这样美国照顾到英国的情绪，采取“取英舍蒋”的策略，蒋介石的献殷勤，美国没有能领情。
即使如此，蒋介石趁朝鲜战争的炮火躲过一大劫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虽然已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但是，还是使蒋介石放心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多变的国家，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不稳定；此外，美国又是法制社会，注重法律的约束力。蒋介石希望美国的承诺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他的企盼又出现了转机，那就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奉行所谓“崭新”、“积极”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中立”，他在声明中表达的反共言辞，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台湾军事力量限制”的决定。还吹捧说：“无论就政治、军事以及国际道义而言”，这一决定“实为美国最为合理与明智之举措”。
１９５３年２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卡尔•；兰钦从公使提升为“大使”，以提高台湾的地位。兰钦明确地提出，台湾是反共的“堡垒”和“基地”，这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样签订一个法律性文件确认美台关系，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九轮会谈，商定缔约“共同防御条约”事宜。缔约虽说是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美台在条约草案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对他的“反攻大陆”有明确的表示与支持。然而，美国则从国际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要防止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它要“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产党报复的进攻行动”。这与蒋介石的期望相悖。蒋介石直接指导台湾代表的谈判活动，代表及时向他汇报，他要作出明确的指示。１１月１１日，他收到顾维钧１１月８日电报后，对互换照会问题做了指示，他对把“议定书”变成“互换照会”和先提交照会“Ａ”文本的建议都表示赞成，指示顾维钧照在给他的电报中所述“１”号指示行事，尽力说服美方采用互惠的措辞。
经过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项条款。序言第一条规定，条约双方“承允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二条规定双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发展自身能力和集体能力以抗击武装进攻与“共产党颠覆活动”。第三条规定承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