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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蒋介石指使的特务组织，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绑架，暗杀其政敌，屡见不鲜；肆意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革命群众，杀人如麻；压制民主，镇压民众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流血惨案，罪恶屡屡，罄竹难书。高压政治，压而难服，国民党置政权于与人民为敌的地位。
评析：
以党治国开始于国民党“训政”之初。这是与民主政治完全背离的治国方略，弊端种种，从国民党执政地位自身考察，最大的弊端就是以党治国，导致政体不顺，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闪烁其词的空话、假话，这是导致国民党政坛纷争不断，没有多大内聚力的体制性的原因；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难以理顺，朝定夕改，规制失范；在权力运作方式上，特务政治介入，把权力的使用异化为暴政。
而紊乱的政制，使蒋介石的权术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确获得了很多很多。然而，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腐朽政权即将倾覆之际，他玩弄“下台”的把戏，以愚弄“天下”，挽救失败的命运时，却再也不灵了。覆巢之下无完丸，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政治权力与其“党国”一起被砸得粉碎。
治篇第135节 阉割“主义”，党魂不存（1）
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他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把国民党建设成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宣言》提出“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建目标。不过他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与他的新三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魂荡然无存。
事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进俱增的革命理论。１９０５年，在创建同盟会期间，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此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三民主义进行阐发、宣传，并指导革命实践。在这一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曾出现过迷茫，他认为前面两个“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提出“一民主义”，宋教仁血案发生后，他再度打起民权主义的旗帜，主张“二民主义”。到了１９１９年，再次重申“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此后，他潜心研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与进一步阐发三民主义，增加一些新内容，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内容。
以酝酿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为起点，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把三民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回答与明确了国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目标和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蒋介石口口声声讲的三民主义，是阉割了“灵魂”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完全抛弃了“三大政策”，他对共产党使屠刀，而正是这个党诚心诚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一个正在“堕落中死亡”的政党焕发了青春；共同掀起大革命高潮，推动与支持北伐战争；把屠刀对准工农革命群众。他不仅放弃了反帝的纲领，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护其在华利益，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不但不反封建主义，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迫与剥削贫苦农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他打着“训政”的旗号，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压制民主、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阉割、被抛弃，他所要坚持的，是三民主义中，主要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消极的因素。孙中山的理论如同任何一种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孙中山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增加新鲜内容，摒弃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三民主义中存在某些消极的内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的思想中出现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倾向；强调党内集权，要求党员绝对服从领袖；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他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含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律”，如他的世界观上的二元论。
蒋介石把这些消极的东西，加以坚持与放大，正如当年张闻天批评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时所说的，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与发展了三民主义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蒋介石还在三民主义中塞进了没落、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大力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观点，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一是用“致良知”解读“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提出的，当时强调“行易”，是为了鼓舞人们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强调人自身的修养，提倡从人性本源出发，从自我做起。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的报告，认为，要阐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必须借助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认为，孙中山不仅承袭了孔孟，与王阳明有师承关系。
其实，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虽然借助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在认识对象上，孙中山强调应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人们的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与王阳明以心为对象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孙中山所讲的“良知”是主义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来解读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转换命题，是要强调，“知识”的“知”难通，不必强求，你们“行”就可以了，“主义和方略”那是我们的事情，要党员、民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一套，这无疑是要党员盲从，要民众顺从，是一种愚民的理论。
二是尊孔复古，倡导封建纲常伦理。蒋介石在他的“伦理建设”设想中认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政治应该由各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他把“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的起点。他要求人们“重礼、尚义、明廉、知耻”，他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一再声称，中国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来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治篇第136节 阉割“主义”，党魂不存（2）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其关节点在是对民的政治地位的认定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张“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权由民予。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则“君临天下”，权由君一人独揽，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所谓“以民为本”中的“民”，也只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子民”思想，蒋介石用“民本”思想，诠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实质上，要用“偷天换日”之术，用儒家思想顶替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儒家化了三民主义，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其次，引进法西斯主义，为暴政张目。１９３１年５月，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公开提倡法西斯主义。他在致开幕词时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应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义，即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三种政治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唯有法西斯的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他及其御用文人对这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形成有明显蒋记色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其主要特征是：
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政治以人为本，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蓄意抹杀阶级社会的阶级存在的事实，以图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解释国家职能时，抄袭德意法西斯理论中有关国家的论点，把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成是一个生命体，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权对人民、对共产党施行的暴政，要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做这个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任其压迫、奴役与宰割。
在组织上，排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党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资源垄断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理论，唯有他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统一中国，必须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他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他说：“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败。”
在权力配置与运作上，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