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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底，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汉，然后又亲往荆江分洪地区视察，调查掌握具体情况。李葆华去武汉后，周恩来不断与李进行电话联系。在李葆华汇报情况的基础上，周恩来对原来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另一方面加紧进行物资、人力的准备工作。３月７日，周恩来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说：“抢修南岸蓄洪区堤及两个闸所需器材，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
３月２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程潜）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０７页。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周恩来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积极、慎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在筹划过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也可从中略知一二。
３月３１日，公布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４月５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５月２４日，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授予绣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的两面锦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毛、周题词表达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与江湖两利、南北两利的整体观。这不仅对指导兴修荆江分洪工程，而且对指导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以至整个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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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荆江分洪工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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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于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完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期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１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１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１９５４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一题词，包含着对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托着对将来长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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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勘三峡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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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通过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减缓了灾情，但仍有耕地４７５５万亩受淹，受灾人口达１８８０万人，死亡３３０００多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运行达百日之久。周恩来说：“讲起一九五四年长江洪水，大家总有点谈虎色变，总是希望快一点进行长江的根治。”另一方面，周恩来号召：“为充分利用五亿四千万瓩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周恩来把三峡工程看成长江防洪与水电建设的重点工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泽东则以诗的形式肯定了治理、开发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为研究治理长江规划、察勘与选择三峡工程坝址，周恩来偕同李富春、李先念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的负责人以及中苏专家、工程技术人员１００余人，从武汉溯江而上，进行实地考察。这是一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实地考察。
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晚上，他们登上江峡号客轮，开始西上。
２月２７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
２月２８日上午，周恩来冒着鹅毛大雪，视察荆江大堤，在堤上认真听取了林一山等关于“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现场介绍。他赞成林一山等人的看法：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７０％），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他又指出，在三峡大坝没有修建之前，必须重视加高培厚江堤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来到沙市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荆江大堤问题。在沙市逗留约１小时后，复乘江峡轮西上。
３月１日上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萨凡奇提出的南津关坝址。他踏着青石板路，攀上南津关制高点，观看了三游洞和地质工作者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下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三斗坪坝址。他在中堡岛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听取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在了解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蕊时，周恩来还取了一截花岗岩蕊准备带到北京。
３月２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下午，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
３月３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不仅观点对立的林一山和李锐畅谈了各自的主张，而且王任重、张劲夫、阎红彦、刘西尧、李葆华、刘澜波、钱正英、李镇南以及苏联专家也都发表了意见。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
３月５日，周恩来６０岁生日是在狮子滩水电站度过的。狮子滩水电站是“一五”计划期间建成投产的，当时被誉为“新中国水电建设中先开的第一朵鲜花”。为了验证狮子滩水电站的工程质量，周恩来没用任何防护用品，查看了设置在５０多米高的堆石坝底部长一公里多的廊道。从廊道出来，他查看了水轮发电机组，向有关人员询问了发电机运行情况与发电量。辞别之前，他为狮子滩水电站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３月６日上午，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他为三峡现场会作了总结讲话。他一方面肯定有关方面在三峡工程研究上有成绩，一方面指出“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对于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周恩来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十六字原则；指出要解决好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工程以及水火电等“相济”关系；强调在三峡工程未兴建之前，防洪要加紧进行，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这次讲话集中了各方面积极有益的意见，既肯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又指出了要防止片面看待三峡工程的错误，是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３月８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２３日，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此前，周恩来还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会议讨论并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周恩来负责长江流域规划，赞成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但反对三峡工程在经济、技术等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恰当的情况下草率上马。周恩来建议先搞丹江口工程。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的北戴河长江会议同意丹江口水利枢纽上马。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这个决策既避免了“二五”计划期间贸然上三峡工程的风险，又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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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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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丹江口水利枢纽拦洪并开始发电后，长江流域继续兴建大型水电站面临着三个选择：开发长江支流清江隔河岩，装机容量６０万至１００万千瓦；开发三峡下游的航运梯级葛洲坝，装机容量２００万千瓦以上；开发三峡，装机容量１０００万千瓦以上。１９６９年６月，毛泽东到武汉，张体学提出要开始修三峡大坝，毛泽东泼了“冷水”。１０月，毛泽东在武汉，曾思玉等再次提议修三峡大坝。毛泽东说：“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提出的先建葛洲坝工程的意见，并明确提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会上，周恩来指出，要有战争观念，高坝大库是我们子孙的事，２１世纪的事。又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同时修，形势不允许，“四五”计划同时修两个也不可能。６０年代，周恩来曾说，毛泽东同志有首诗，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从国力、技术水平及国际形势出发，循序渐进、准备条件、积累经验，这就是周恩来处理葛洲坝与三峡两个工程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修建中“既要考虑战时万一遭到敌人破坏不致危害下游的可靠措施，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的有效措施”。２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赞成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信中陈述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效益等，并提出“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６０８页。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在７７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以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