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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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