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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有的兵白吃小摊贩的东西，白坐车子，他都默默地掏出钱来还给摊贩和车夫，有的兵踢打卖花生的孩子，他上来劝解，却被平白无故地狠狠踢几脚。他剩下的零钱，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哥哥、嫂嫂和舅舅。待他因为被踢害了痨病，以至去世以后，“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冰心通过这个形象，却歌颂了那些朴实、憨厚、善良，心地纯正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
因为冰心十分喜爱象老兵、福和这样的兵士，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她希望人们之间互相友爱，不明白为什么同胞之间要互相杀戮。在小说《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她就通过一个士兵的口，倾诉了她本人对为什么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的迷惑不解：“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
《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算是一篇反战小说。这是她的一系列的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但是该篇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其他几篇略有不同，这次是由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年轻的女大学生葰如女士，在构思一篇反战小说，而不是由作家冰心自己来叙述故事。葰如笔下只有三个人物——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一位在家中盼望儿子归来的老母亲，第三个人物是那个儿子的表兄，这位母亲的侄儿，他也正在前线作战。葰如女士笔下的故事极其简单：老母亲正在家中等待着即将归来的儿子，这是一间极为暖和的房间，母亲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又热又香的酒菜，她怀着一颗慈母的爱心，把这些酒菜盖好，静静地等候着儿子，时时摸一摸菜肴是否仍然温热。衣袋里装着的，是儿子半年多前的来信，这封信已经被母亲看烂了，背也背得出来。当门外终于响起了皮靴和腰刀的声音，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儿子，走进来的，却不是儿子梦涛，而是侄儿希和，——原来她盼望已久的亲爱的儿子，已经被战争杀死了。儿子曾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上，向母亲倾诉过这样的烦恼：“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当葰如女士将这篇故事构思成为这种结局时，她自己也不禁十分吃惊了，因为她本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尾，写成母子团聚的乐境的，但是却自然而然地写成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
在小说《鱼儿》里，冰心又通过对那位失去了右臂的老兵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混战的反感，当那位老兵告诉小说中的小姑娘——“我”，在一次海战中，两边都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的情况后，“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啊！’”这位被战争莫名其妙地夺去了右臂的人，“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冰心对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制造战争，盅惑人们互相残杀的封建军阀，充满了憎恨的感情；而对那些在混战之中受到伤害和遭遇痛苦的军人，则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她在《一个军官的笔记》里，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这个军官和他的亲爱的堂兄在战场上遇见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统领下成了对立的双方，都糊里糊涂地负了伤，成了残废，然后又在医院里碰面了。“为谁牺牲？为谁奋勇？”“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
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冰心反对战争，反对那些发动战乱、制造战乱、利用战乱谋取私利的军阀，但是冰心对于普通的士兵，却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就弹出了她对军人看法的基调。
她对有些报纸、杂志把军人描绘成兽性的、沉沦的、罪恶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文人产生了不满：“文学家啊！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她认为正是这类的文学家歪曲了军人的形象，是他们“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冰心对离乡背井的军人充满了同情，他认为正是好战的军阀，“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切声中度生活。”
她对这些军人不仅是充满了同情，她对他们可以说是满怀着敬意。她说：每逢看见穿着灰黄色军服的人，就觉得亲切，不仅是亲切，而且还“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
在《到青龙桥去》中，她就描写了七位凝重，温柔，有教养，守纪律的军人。这些军人的神态、言语和行动，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赞美，以至于当她下了火车，登上了万里长城之后，那七位军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脑际萦绕，竟使她面对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也产生不出她平时最易产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着那七位军人的平和而又庄重的语言，严肃而又温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适温暖的家庭里，但是她对贫困、苦难的劳动人民，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写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时，她还写出了象《三儿》这样的小说。
这是一篇极为短小的作品，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可称为“小小说”。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无辜丧命的故事。象三儿这样生活在军营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烟台的大海旁边曾经见到过，他们的境遇与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这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对他们还是表现出了极为友善的态度。三儿是个以拣拾破纸烂布为生的孩子，一天偶尔走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拣拾几个打过了的弹壳，多卖几个钱，竟被一个打靶的下级军官当场打死了。三儿的母亲悲痛欲绝地要让军官偿还儿子的命债，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眼为理由，反诬是孩子自己闯的祸。冰心这篇小说笔下的下级军官，已与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画的军官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残忍凶暴的家伙，而她笔下的穷苦孩子三儿，倒是一个长着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