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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教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壮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能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状语的偏僻小山村。
一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五一’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村我学生的家里住。” 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终考，一些人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上高中已经不抱希望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
“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
二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他要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我问。
“这里的人总是要请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这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的小孩，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表现出来。”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把家进而搞得混乱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做任何更改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么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群体，淬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拉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让他们看到，在同样的环境中，我能做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三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深长写了几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教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不懂普通话，只能说状语，而卢安克又听不懂状语，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安克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 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脆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大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儿？你不能没有课本！”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心才过去，但他的学生举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部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的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的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孩子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自己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四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为学生和他个人用。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 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