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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怕悬搁的预制板掉下去砸了她，所以不能用锹和镐这类工具硬挖，只能靠手慢慢地往外掏土，一点一点试着挪动那块水泥塘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曲曲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泱背。他们都不如小样干得好，小样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样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样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没穿衣服。”
“混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嚎，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呆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样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样。”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样。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出衰地夸作说．你真不做一体本来比掰们还要影一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
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 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
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木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平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工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象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拥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逢，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源檬陵眈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椰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杆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呼呼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做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
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
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 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