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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跟您就扯不清楚嘛，葛建元是流氓。”
“你少摆臭谱，跟谁扯不清楚？丽明那孩子是学校老师，能跟流氓措葛吗？”
“他一身子流氓味儿，我是干什么的，还能看不出来？”
“就算是流氓，碍你们俩什么事啦？”
“我是干公安的，看不惯他那流氓劲儿，我教训他几句，嘿！壮丽明就要和我吹，吹就吹，跟葛建元搭亲戚，我心里还腻歪呢。”
“我是干公安的，眼里不愿意钻灰星儿，怎么啦？我就是没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
“少跟妈摆臭谱， 你干公安的怎么啦，干公安的怎么啦，公 安局又不是和尚庙，想娶媳妇还不得将就点。”
索性，他一拉被子，仰天躺下去了。“我生不求人，死不求鬼，谁爱去谁去。”他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气愤。
她猛地掀开他的被子，抄起扫炕管帚，在他的肩头啪地一记，火辣辣的，“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你当你是公安局的妈就不敢打你啦，没那门儿，看我今儿晚上能叫你舒坦了！”
又一记管帚疙瘩飞下来，五四一翻身下了床，抄手抓了一件衣服，往肩膀上一枪，话也不说，一摔门就跑出去了。他听见妈在他身后哆嚷发哑的声音：
“黑灯瞎火的，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走！逼急了，我不回来！他心里直发狠。
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街上走。顶着风。风，透过薄薄的衣服，一直把胸口吹得透凉。今年的五月真冷。唉，他这是干嘛呀！为了一个葛建元，得罪了凌队长，得罪了杜丽明，又得罪了妈。搞成了这么个里外不是人的德行，可知不知道自己倒底有什么错！
黑灯瞎火的，风又大，上哪儿去？火车站？
他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到火车站“刷夜”的事儿了，嘴上想笑，鼻子却酸溜溜的。
那年，他刚刚上初一，十三岁，十三岁的人在家挨了打，已经懂得并且敢于跑出去“刷夜”了。
十三岁啊，青春少年！
可他的少年，哪儿有一点青春浪漫的味道啊，甚至连一点值得怀念和留恋的记忆也没给他留下。那时候，每天除了在学校里“复课闹革命”，应付两节“语录课”之外，大多数时间就是和那辆拣废纸的小车子做伴了。
现在思想。那意是主人简单的东尼，底下图木板拼．成三角，形，装上三个在杂货店里买来的大轴承当钻输，上面再架上只筐。这种小车子在当年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结队时，小伙伴们一齐野腔无调地嘴哨着，能把车子蹬得哗哗地响彻一条街，倒也威风则个！直到七十年代以后，这栋废纸的大军才慢慢在城圈子里绝了迹，大街上再也听不见那震耳欲聋的轮箍声了。人们也许都忘了，当年拣废纸还真能算个生财之道呢，满街贴的大字报足有两寸厚，用小刀边戳边扯，一会就能扯一大筐，随手抓挠个三两张毛票儿，简直玩似的。他从小是老实孩子，三毛也好，两毛也好，回家照例如数上缴，从来不象别的孩子那一样，多少“秘”起个三毛两块的做体己，也只有那一次，他被伙伴们激火儿了，三毛钱全搭了份子和大家一起买了猪头肉，站在马路牙子上狂嚼大咽地吃了。他不是熬不住嘴馋，而是受不了别人老说他穷光蛋。十三岁，从那会儿他就这么爱面子。
就是那一次，妈打了他，也是用扫炕管帚，他一气之下跑到火车站来了，就在大厅东侧楼梯的拐角那儿忍了一宿，第二天也不敢回家取书包，就那么空手空腹地上学来了。他没想到前院儿的梁大爷他们好几个人，陪着妈一大早就在学校门口堵着他呢。妈没再打他，抱着他就哭起来了，反倒是一向疼爱小孩儿的梁大爷，戳着他的脑门儿骂：“猴崽子，人不大气性不小，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再打也是你妈，你这一撒子，看把你妈急成什么德行啦，好家伙，真敢一宿不回来，不怕流氓把你拐了去吗？”
他也抱着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妈，我再也不买猪头肉啦，再也不乱花钱啦，再也不跑啦。”
十七年过去了，妈妈的声音，梁大爷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都还是那么熟近，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他刚刚下了保证，今天，就又出来“刷夜”了。
可是今天，他已经大了，妈是无须再担心他会被流氓拐了去的。
火车站的大厅里，灯光明亮。他顺着电梯上了二楼，漫天方向地往前挪着步子。
提着大包小篮的出门人不时撞在他的身上，大呼小叫地往检票口跑去，相形之下，显得他那么闲散、无聊、多余，格格不入。他站住了，漠然望着前面横廊上那一排新华书店的柜台，脚下却不知该往哪儿走。
“叔叔，请问几点了？”
“啊，没戴表，对不起。”
怎么着，连这么高的小伙子都要叫他叔叔了？他那么显老吗？可实际上，他连个老婆还没有呢，不，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呢。他呆呆地信步近前，眼睛从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书上扫过去，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似乎也是一片赤橙黄绿的光谱，或许只是书架上那片颜色在大脑中的单纯折射。身边，突然有一声嫩声嫩气的东北话飘进他的意识，“妈，我要那本小松鼠。”哦，一个小男孩儿，四五岁，虽然东北话上得掉渣儿，可在这么大点儿的小孩儿嘴里，却又显得稚气引人了。“那不是松鼠，那是狐狸。”当妈的柔声哄着：“咱们不要狐狸，狐狸坏。”“我要”“狐狸坏．狐狸··”
狐狸坏吗？他仿佛又回到亮堂堂的教室里，操着朗朗的童音，理直气壮地向老师提这个认真的问题了。
“孩子们，从前有个狐狸，它看见了架子上的葡萄，馋坏了，可是葡萄太高，狐狸扑了几次都没够到，临走时，它说‘这葡萄是酸的。”’
就为老师讲的这个故事，他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把钢蹦子全拿出来，买了小小的一串葡萄和一张动物园的门票。他几乎把那串葡萄一颗一颗全部扔进狐狸的笼子里了，可那懒洋洋的狐狸连闻都不肯闻一下。狐狸吃葡萄吗？不，他证明了狐狸是不吃葡萄的，老师讲的故事是没有根据的。
对了，从这件事儿上就能看出他这个死认真的脾气，真可以算得上由来已久了。
他当时就是转不过那个弯儿来，老师干吗没凭没据的跟狐狸过不去呢？
“孩子们，有一次狐狸看到树上的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就说：‘乌鸦大哥，你是世界上最美、最高大的动物了，你的羽毛那样美丽，连孔雀也比不上；要是你再能张开嘴叫一声，那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乌鸦一高兴，就张嘴叫了起来，肉掉在地上，被狐狸叼跑了，你们说，狐狸多狡猾。”
可是葛建元呢？对葛建元，你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令人厌恶之处，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了。可是，就如同没有根据不能妄断狐狸偷鸡一样，没有根据能说葛建元窝赃吗？是的，凭这家伙的本色，他会干出这种勾当的。
可是凌队长。
“哎，同志，要什么书快开票儿啊，我们要下班了。”
啊， 真的十点了。他真要在这儿过夜吗2就是这儿，这个楼梯，这个拐角，这个十七年前曾给了他一个乱哄哄恶梦的地方，如今早已物是人非，再也看不到那一群群蟋缩一隅的流浪汉了。从这条被擦得光洁如洗的楼梯上，似乎已经很难想象出当年的肮脏和混乱。这会儿，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顺着台阶慢慢往下走，拐过弯儿，一楼的大厅也显得空空荡荡。那边儿，乘客寥落的角梯还在从容不迫地运行看。
啊，富丽堂皇的北京站！他要是像当年那样在这儿席地而卧，和衣而睡，不用试，马上就会有服务员或者执勤民警过来盘问他，没错！
世道安定了，在家吵了架，倒是不容易找个猴一晚上的去处了。
走出车站大楼，风还在呼啦啦地响着。是顺风，自行车蹬着非常省力，可他并不希望很快到家。妈睡了吗？
妈，不是我成心气您，不是我没有孝心，世上哪有男人甘心自己枕边寂寞？哪有儿子情愿老母膝下荒凉？可是，妈，您给了儿子一根直肠子，不会见风使舵、逢场作戏；不懂能忍且忍，得过且过；不知道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儿子的脾气不好，太倔。太死心眼，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就不会在凌队长面前那么得理不让人，也不会在葛建元面前那么按捺不住了。可我，恐怕这辈子包做不了那种。妈妈；儿子一生别无协愿，只是想认认真真地做个好警察，您就原谅了我吧。
家里的窗户黑了，妈睡了？他无论怎么放轻手脚，那扇老掉牙的屋门还是吱扭响了一声，在安静而空洞的黑暗中非常刺耳，他跟着脚走到自己床边，摸黑脱了衣服，铺开被子，还好，妈在里屋没动静。他轻轻吐出口气，躺下了。真累啊。
他梦见杜丽明了，他们在一片青山秀水之中，
后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就此梦断还是醒后忘了？睁眼看看，窗户已经染上了晨光，带着红晕的晨光把屋子照得半亮，看来顶多不超过六点半。里屋依旧静无一声，印花门帘纹丝不动，妈还没醒呢，对，趁她没醒，早点起，最好不跟妈打照面。
刚坐起身，忽又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
“咳，还不是我那五四，馋着呢，这不，一礼拜没给他吃油条，嚷嚷啦。”
原来妈早就起来了。真是顺嘴胡编排，他哪儿嚷嚷啦？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一出溜又钻进被窝，闭上了眼睛。妈今天怎么啦，怎么跑到外面馆子里打早点呢？油条、豆浆，还有糖耳朵，妈很少这么奢侈过，他咽了口唾沫，肚子里咕咕直叫，昨晚上在葛建元家的那顿，他等于没吃。
门外，抓抓呗的漱口声，夹着含混不清的说话：“大妈，您也是，干吗不让五四起来打早点去？守这么个大儿子，还不乐得享享清福？”
“咳，您哪儿知道啊，五四，一睡下来就没个醒，不赶上班迟至起床，等他几豆浆早没啦。”
“您给他砸起来。”
“咳，我不也是看他从早忙到晚的不落忍吗，现在满世界净流氓，他们不忙也得成啊！反正我早起也睡不着，情当着溜达一圈。”
“噗——”嗽口水喷在地上的声音，“真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孝顺？我才不待见他那份孝顺呢，我是见他忙死累活的德行，怪可怜的，再怎么说，人家是搞公安的嘛，咱该支持的还是得支持。”
妈妈的声音就在门口，嗓子还哑着，攒着痰，丝丝啦啦直煽小哨儿，唉，妈老啦。徐五四想哭，可他听见开门的声响，使劲儿把眼泪憋回去，闭着眼，装睡。
在和壮丽明闹翻的第三天，凌队长从沈阳回来了，不知道殷副队长是和他怎么商量的，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组长找到徐五四，说队里已经同意他参加郑媛案的工作，叫他下午一上班，抓紧把材料熟悉一下。
他的性子更急，一吃过午饭就跑回办公室来，不由分说，把铺开架子正准备打一个吨儿的组长拉起来，非逼着他给介绍情况不可。
郑愿到胡踉城棘手，但常规的侦查工作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眼下是分了三拨人马，齐头并进，一拨人专在郑家的熟人中了解情况，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