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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原则，深知古来妇人乱政专权的祸害，因此她引用古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话，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唐太宗还是很固执地讲给她听，但她保持沉默，“竟不之答”。
不过，该说话时她还是会说。她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母性和妻性的“润滑剂”，对太宗进行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两件小事，最能说明问题。
长乐公主出嫁，由于她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所以想嫁妆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而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也不算过分。
可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对魏征的意见不以为然，就随口告诉了妻子。
长孙皇后不以为怒，反以为喜，赞叹道：“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然而又巧妙地补充道：“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后来，长孙皇后还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既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也许正是“淑问不已，柔风允塞”的长孙皇后赐予臣子温柔的力量，使得魏征犯颜直谏时多了几份豪然的底气，使得冰冷的政治有了一点人性的温度，也成就了一位圣明的君王。直到生命的最后，长孙皇后还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并向她深爱的君王提醒贤臣的价值，为她关心的臣子争取报效的机会。
治理后宫以德服众
作为后宫统帅，长孙皇后深知她的舞台在什么地方，也深知皇宫里关系的复杂和微妙。因此，最好的治理办法便是以身作则，以贤淑无私的德行默默感化，为后宫做表率。
史书上盛赞她的简朴。不仅她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而且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就是对自己的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时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皇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诫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器具的请求。但对于后宫妃嫔，她又是极其宽容。每逢后宫有人惹怒了皇上，她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将其“绳治”，等皇帝怒气消了，她又多半会替其开脱，“终不令有冤”。当时，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便不幸死去，皇后就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如果下边的妃子宫人生了病，她也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终使得“下怀其仁”，后宫不再冰冷，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长孙皇后还搜集了古代妇女的事例，亲自编撰了一本《女则》，共十篇。她写这本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检”，并没有留传后世的野心。等她去世后，这本书才被呈奉给皇上。唐太宗看后痛哭不已，给身边的臣子看，说：“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自醒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的人生。当初，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皇后就坚决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样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漩涡里。后来，在她病情渐有不起之势时，太子李承乾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为母后祈福。可她坚持不许，因为她清醒地知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她深明大义，终不愿因为自己而乱了国家的法度。就是在弥留之际，她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但这一次，皇帝没有听她的话，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宏伟，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她匆匆地走完了36年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但并不影响她的完美。在她当皇后时，朝野上下是一片赞声，便是后世，史家也给予她“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的高度评价。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那么，这是民间善意的附会还是奇特的巧合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需记得，历史的长河里，一位菩萨心肠的皇后，曾经留下永久的感动和温暖的传奇。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清朝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那么，怀念这个时代的同时，不要忘了，创造这个神奇时代君王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长孙氏。
美人地理
昭陵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的陵墓，是陕西关中 “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礼泉县城东北20多公里处。陵园周长60多公里，总面积2万余公顷，陪葬墓180余座，被誉为“天下名陵”和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从唐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一百多年，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
文成公主：来自大唐的“天使”（1）
文成公主，唐宗室之女。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其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从此，吐蕃与大唐结盟，“甥舅一家亲”。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书籍、药材、蚕种和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文成公主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病逝，藏族同胞亲切地尊称她为“救助度母”。
她为何要下嫁吐蕃？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松赞干布，并非出于她的本意，而是缘于唐王朝的边疆政策。唐朝初期，趁“中国新定”，周边诸多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发难，“边患纷争”实为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若要根除边患，不外乎两种办法，或是“发兵殄灭之”，或是“与之婚姻”（即和亲）。两者相权取其轻，对刚刚安定的唐王朝来讲，“和亲”不失为一种好的缓解策略和解决办法。对此，唐太宗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若以战争手段解决，痛快是痛快，可“兵凶战危”，不见得有好结果。而采用和亲政策，虽有些不痛快，可为天下百姓计，“苟可利之，何爱一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用兵”时机不成熟的前提下，唐太宗曾先后将弘化公主和新兴公主分别嫁给吐谷浑王和薛延陀的大汗。
这个时候，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势力日渐强大。当时的松赞干布还很年轻，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听说突厥和吐谷浑“皆尚公主”，很是羡慕，便在贞观十年（636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向唐太宗“奉表求婚”。然而唐太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没有依允。根据《旧唐书》等史料记载，可能是缘于吐谷浑王的挑拨离间。想来也能理解，吐谷浑王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强邻”，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他大概也不愿意看到吐蕃同样成为大唐的驸马，从而使自己失去重要性。
吐谷浑王的“小动作”大概做得很到位，大唐的接待工作也“礼遂衰”，这都使得吐蕃的使者很不舒服，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添油加醋地诉说了一番，惹得年轻气盛的松赞干布大怒，遂发兵攻打吐谷浑，据其南境；接着又进击党项、白兰诸羌， 然后亲自领兵二十余万，直逼唐之松州（今四川松潘），说是 “来迎公主”，并威胁说：“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一代英主唐太宗岂能被这“逼婚”的架势吓倒？遂派大将领兵骑五万，“击之，斩千余级”。松赞干布“大惧”，知道不是大唐的对手，遂“引兵而退，遣使谢罪”。这位可爱执著的藏王，率兵侵扰的目的太过单纯，也就想给自己娶个大唐的公主做媳妇。不甘心的他，又派出能说会道的禄东赞（吐蕃的宰相），带着“黄金五千两，宝物珍玩数百件”的厚礼，到长安再次请婚。“雅有节制”的禄东赞果不负赞普厚望，一番对答，“进对合旨”，令唐太宗很是欣赏，婚事也就自然而然定了下来。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终于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亲自率部属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接。从此，吐蕃与大唐成为“甥舅一家亲”，换来“数十年间，一方清净”的良好局面。
文成公主幸福吗？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文成公主嫁给了一位英雄。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他本名叫弃宗弄赞，松赞干布是后人对他的尊称，意为深沉宽厚、杰出能干的男子。《旧唐书》赞他“性骁武，多英略”，他“弱冠嗣位”。面对父王被人毒死、内部诸族纷纷举兵叛变、西部的羊同部落乘势入侵、苏毗旧贵族预谋“复国”的严重局势，他沉稳果敢，以强硬手段应付叛乱。经过3年征战，终于稳定了局势，再次恢复了吐蕃的统一，建立了东与大唐相接、南至婆罗门（印度）的强大吐蕃王朝。
身为英雄和藏王的松赞干布，身边自然不缺女人。除却芒妃墀嘉、象雄妃勒托曼、木雅茹妃嘉姆增三个藏族妻子外，他还在迎娶文成公主的前一年，娶了尼泊尔的墀尊公主为妃。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风华正茂，年仅25岁，当时的文成公主正值二八芳龄，从年龄上判断，两人应该还算般配。虽然已经有了前面的几个妻子，松赞干布对于这位大唐公主依然极其宠爱，在五名妃子中唯独给她加了“赞蒙”（王后）的封号。他曾说过：“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当时的藏民族还习惯住在黑色牦牛毛编织成的帐篷中，考虑到文成公主住不惯，松赞干布还特地在拉萨玛布日山（今布达拉山）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城池和宫室。
史书上记载着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李道宗为其主持婚礼时，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