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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简直是变态，有严重的“施虐狂”倾向。照《封神演义》的说法，妲己是千年狐精附体，受女娲之命来祸乱殷商的，纣王也因此才变得如此怪戾，做出那些残忍的事来。
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不足为信。这位叫妲己的美女自然不是狐狸精变的。《晋语》记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这就是说妲己是纣王征战得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氏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这般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可照样把纣王迷得魂不守舍，唯“妲己之言是从”。
根据正史记载，纣王不但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还搜括百姓钱财，修建起高大宏丽的鹿台，里面置满奇珍宝物。同时，“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彻夜长饮，欢嬉达旦，可谓荒淫之极。
最过分的是，他耳根子特别软，最听妲己的话，甚至到了 “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的地步。这样一来，天下就无法太平起来，老百姓埋怨，各诸侯反叛。这时，妲己又给纣王出了一个“狠”招，发明了一种惩治犯人的刑法，曰“炮烙之法”。就是把一根粗大的铜柱横放，下面架起炭火炙烤，然后命“有罪者行其上”，没走几步，就纷纷掉进火红的炭火里，活活烧死。每次看到犯人在炭火里挣扎惨叫，妲己“乃笑”。如何笑，是大笑还是冷笑，就不得而知了。对于这种冷酷而变态的做法，纣王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他进谏说：“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这话戳到纣王的痛处，他非常生气，觉得这是“妖言”惑众，给他难堪。这时，妲己又在一旁添油加醋，樱桃小口一开，吐出一句血淋淋的话来：“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纣王一听，爱妃有如此求知之心，那就打开看看吧。于是，“剖心而观之”。
史书记载，他还将九侯﹑鄂侯两位臣公一个剁成肉酱，另一个做成肉干；另一位臣公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本也要 “炮烙”，但他很聪明，马上服软，并献给纣王“美女奇物善马”以及自己的洛西领地，纣王这才松口，把他放了。后来，有点头脑的大臣装疯的装疯，卖傻的卖傻，投敌的投敌，流放的流放。这样一来，自然民心背向、诸侯离心。很快，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就起兵造反，将他打败。他不愿投降受辱，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好的宝物，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而他的美人妲己，结果更惨，被砍头不算，砍下的头还被挂在小白旗上，给天下人看，要让天下的女子都引以为鉴。
他们真有这么坏吗？
无论正史典籍，还是稗官野史，都说妲己是一个蛇蝎美人。这样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先说纣王，历代史书已经把他符号化成一个暴君的形象了，可这个形象离他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早在春秋时期，子贡就有点看不过去，他愤愤为纣王鸣不平，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而到了晋朝，皇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些文史文章的时候，也不免会犯些“
职业病”，又演绎出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纣王纵是不好，也不至于如此之坏。后世书生们根据个人好恶，纷纷加工演绎，以讹传讹，其谬岂不大哉？
而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传说，周时的文献没有记载，春秋时也没有，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突然很生动地描绘起来：“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据说韩非子口吃，可文章非常雄辩，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便是明证。但那时“诸子百家”个个口才了得，为了推销个人的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只顾激扬文字，“强”词夺理了。很多论据，也多是“想当然耳”。便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有时也会润润笔。譬如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间”的合理想象。当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酒池面积上大做文章，说可以“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样的想象力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也许，在他们看来，反正纣王不是个好鸟，形容得再淫荡、再荒唐也无妨。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他们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皇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同时，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升级。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里的“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再到《吕氏春秋》里的“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再到后来，年代愈久，想象力就愈丰富，写出来的史料也就愈生动，直到后世的《封神演义》，因为没有史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更是神乎其神。千古恶女的罪名，也终非她莫属。
对此，不禁要扪心自问：那些关于妲己近乎变态的行为，虽是后世杜撰，可我们为什么一直津津乐道，而且好像还很乐意把这些脏水泼在一个女人身上？
纣王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那么，为什么纣王会被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这不得不从纣王本人谈起。《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自然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大丈夫。只可惜，也正因为具备这些过人的才能，他便骄傲自大，听不进别人意见，有着“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坏毛病，“以为皆出己之下”。
同时，他还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毛病。身为一个君王、一个英雄、一个男人，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绝非后人夸张得那么荒淫无耻。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那个朝代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足以亡国。
如果说他的时代刑罚过重，也欠客观和公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文明执法，用电椅或静脉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实说明。《尚书·大禹谟》里载，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台”监狱。除了砍头外，那时还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酱）、车裂、腰斩、绞杀、烧死、弃市、灭族等各类残酷的刑罚。也就是说，这些刑罚并不是商纣王独创发明的。该不该对他的政敌或罪犯处以这样的刑罚，那就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
再举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刑罚。《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
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书·康诰》才会赞曰“殷罚有伦”。这就说明，商朝的刑罚看似野蛮，但有合理之处，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也就是说，他绝不是无道之君，可他为什么还是失败呢？
根据史料分析，除却诸多不确定因素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武王发动的政变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投机性。当初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可能只是政见不同罢了，但对微子（他的亲哥哥）却没有防备。后来微子竟背叛了他的兄弟和国家，引狼入室，难怪毛泽东都骂他是个汉（商）奸，感叹“微子最坏！”
实事求是地讲，纣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当时商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都装备着先进的青铜兵器和盔甲，而且他的作战部队中还有“象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古书上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他有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西部的周方国，另一个就是东部的夷人部族。纣王曾在山西黎城与文王恶战一场，把文王打得大败（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若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姬昌早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稍作休整，纣王立马发兵东夷，计划一劳永逸地除掉东部威胁，永绝后患。凭着优势兵力，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也几乎拖垮了商王朝。卜辞记载商征人方往返一次需要20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安阳殷墟出土了一块刻有“人方伯”字样的人头骨，显然是商军杀死了人方的君长并带回其头骨作为战利品。虽然商最终战胜了人方，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因此《左传》评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缓过神来的周武王根据纣王亲哥哥微子的告密，得知纣王大军尽出，都城内防御力甚弱，遂发兵奇袭商纣，在牧野展开决战。而当时商王的精锐之师远征东南，不可能及时赶回，因此，只好将70万东夷战俘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应战。牧野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正如《尚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绝非后世史书上所说的什么奴隶临阵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赢得胜利。
纣王不肯投降，他选择有尊严地死去，所以自杀了。后来，商朝的遗民很不服气，在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带领下起来造反。周人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场暴乱镇压下去，由此可见商朝遗民的团结与纣王的威望。对于纣王的死，孔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评价：“不闻王死，只闻一莽夫死矣！”大概也是感叹他太过尚武，忽略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了吧。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评判。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不能总“以成败论英雄”。最最不能的，就是把无辜的女人也扯进来，恣意涂抹，胡乱辱骂。
历史，终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女人，也不是随意摆弄的塑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