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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不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
周：是的。他们一行三人受到邀请。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吗？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
李：他和你谈到母亲没有？
周：第一次没有怎么谈。第二天之后，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华书店楼上去看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谈得很深入了。国家大事，母亲，都谈到了。有时说到母亲，他痛哭流涕，说他非常难过。商议结果，他要我赶紧回湖南，把两个弟弟领出来。他给我一笔钱，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带到南京。等我们到南京，他头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到上海找章汉夫、邓颖超。我们又到上海，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一则醒目的消息说“东方不利北方利，周扬日内返张垣”。我想，这下子完了。到上海后，男的住新华报社，女的住周而复家里。
李：后来与父亲联系没有？再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周：我参加刘邓大军后就与父亲又取得了联系。他又让我去把弟弟们接出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进了华北大学，弟弟们也各自上了中学。
李：这时你是不是见到了苏灵扬？
周：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父亲当她的面对我兄弟三人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母亲。”第二句话是：“这是苏灵扬。你愿意叫母亲就叫母亲，不愿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
李：你叫母亲吗？
周：当然没有。见面后不久，一次，正好他和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打电话，说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来北京招生，要从华北大学抽300多人去学习俄语。放下电话，他就问我想不想去学俄语。我说当然想。这样，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留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后才调到北京。
李：我听说你们和苏灵扬关系非常不好，是不是？
周：是的。其实也不复杂。她对我们很不好，我想她看到过我当年经重庆转给父亲的那封长信。她总是干涉我们和父亲的交往，有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主要看不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因为她的原因，还有我们兄弟几个都还有些湖南人的犟脾气，和父亲的来往就淡了许多。不过，“文革”中受批判时，她的态度要好得多。那时我到北京来，曾经去看过她。她靠边站，父亲关进了监狱，她住在沙滩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觉得那个时候她还有人情味，但获得自由后又变回去了。
李：看来有时处境还是可以左右人的性格。“文革”中你父亲受批判和关进监狱，你是否了解一些情况？
周：我当时在哈尔滨工作，具体情况不清楚。这方面可能二弟周迈知道的多一些，他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你可以找他谈谈。
李：你对父亲在文化界历次运动中的做法，也就是“文革”前领导运动的情况是否清楚？和你们在一起时，他和你们谈这些事情吗？
周：没有机会。我虽然在大学是教中文的，但原在哈尔滨，北京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介人和了解，有些事情也都是通过报纸才知道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文艺界的许多事情，实际上不是文章是非，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人的关系。
李：“文革”后见到你父亲，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变化当然还是有。不过他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在监狱里耳朵被撕裂，只能看马列经典著作，光《资本论》就看了好几遍。记得他刚从狱中出来，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讲话都不利落。他讲了一句：“搭帮了毛主席，不然我出不来。”我就反驳他：是谁是你关起来的？
李：很奇怪，他们这一代人尽管受了不少折磨，但从来没有改变对领袖崇拜的态度。年轻人好像无法理解。
周：我就无法理解。不过父亲他就是这样。50年代初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我却不以为然，他还批评过我。迷信我受不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却还是这样讲。
李：看来要深入认识他们这一代人，还需要客观地分析。你对父亲晚年因为异化问题遇到的麻烦怎么看？你们去看他，他说些什么？
周：我在80年代调到了北京工作，去看他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在他因病住院时，我去看他，只要没有别人在场，我们就谈得很亲切，很深入。他喜欢回忆往事，谈他的童年。当然也谈及一些人与事。他一叹气，就只好不谈了。
李：谈你的母亲吗？
周：有时也谈到。看得出他很难承受最后受到的这次打击，因为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承受。“文革’冲，在监狱九年他都顶住了，但后来这次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其实，他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光荣，如果想到自己是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值得为此做出牺牲，那么他也许心情会舒畅得多，达观得多。可是他没有这么想。
李：是不是有些患得患失？
周：他的性格和经历不能让他那么想。要是那样想了就好了。可惜没有。
李：最后能否概括地讲一下你对他的印象，或者说，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对他的历史评价。
周：历史评论，只属于历史。由于父子关系，我一贯取不介人态度。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生命都是脆弱的，而精神则永存。他的晚节我以为不错。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周迈谈周扬
时间：1996年12月15日
周迈——周扬之子
文革前的印象
李：你哥哥艾若多年在外地工作，而你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和父亲的接触是不是更多一些？
周：比较起来我接触多一点，比艾若时间长。50年代念中学开始，到他晚年住院。去世，我一直在北京。特别是在他晚年住院之后，常常去医院陪他，接触就更直接一些。
李：你第一次见到他是不是在1949年他到北京之后？
周：我3岁时他送我们从上海回湖南，但我没有什么印象。据母亲和长辈讲，回湖南后开始我还想他，后来就没有了。这样，按印象1949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时我已经长大了，我已18岁。
李：到北京后你们和他住在一起吗？
周：没有。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工作人员领我们兄弟三人，还有舅父和两个表姐妹去见他。他住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地方。推门进屋，见他穿着灰布军装，正在打电话。
李：苏灵扬在不在？
周：不在。可能他有意安排苏灵扬先不在场。看到我们来了，他打个手势，让我们等一下。打完电话，他走过来，由哥哥给他轮流做介绍。他挨个握握手，很平常的样子，也不仔细问，跟见一般人一样，显得平谈。
李：许多年没有见过面，你当时一见到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呢，还是平静？
周：我感到新鲜和好奇心的满足。他说话不多。大意是说：我对不起你们母亲。你们对苏灵扬称同志、名字都行。不过要注意不要问小弟弟苏苏，别刺激她。过了一会儿苏灵扬进来同我们见面。
李：那时你们是否已经知道你们的小弟弟、他和苏灵扬的儿子在张家口行军路上出车祸夭折？
周：已经知道了。他没有问老家别的人。不久，艾若到哈尔滨念书，我和弟弟在育才中学。我当时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不愿意上，他说比你大的还有。这样我就去了。
李：中学期间你常去看他吗？
周：学校是供给制，像一个大家庭。我不常去父亲家，对父亲感到很生疏。他不和我们谈过去的事情，很少像父子一样谈话，比较干巴巴的。弟弟周岳愿意回去住。他回去住在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管道交错，不是住人的地方。其实有房间。我1953年上大学，每个月要交伙食费12．5元。我写信问父亲是否申请不交，他没有同意，答应每月给我对无。不久，弟弟到苏联学习去了。
李：你上大学之后，他还住在文化部宿舍吗？他和你谈不谈工作？
周：还住文化部宿舍。以后从文化部宿舍搬到沙滩中宣部宿舍。“文革”后从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搬到安儿胡同。他有时简单地问问我的工作情况。他不同我谈他的事，我也不主动向他谈我的情况。家里的事他们一般也不告诉我。1965年他患癌症做手术，家里没人告诉我，后来我从弟弟周岳的岳父、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那里知道了实情。我想去看他，苏灵扬说是心脏病，需要静养，我就没有看成。想不到从此同他失去联系达10年之久（1965－1975年）。1983年我陪他住医院，他问我18年前他患癌症为什么没有去看他。
李：就是说他对你当年没有去看望他，心里还是当回事的。
周：是呀。看到他还是在意我对他的态度，我便把实情告诉他。
批斗会上的特殊见面与重逢
李：“文革”中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周：1966年初夏，“文革”快要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骑车快到西单时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父亲的秘书露菲的丈夫。他大声问我：“你知道报上挨批的中宣部副部长是谁广我怎么知道，但我立即意识到他这一问本身很可能已说明了问题一一月位副部长很可能就是周扬。我感到大势不好，第二天就直奔父亲住的弓弦胡同。一是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神经过敏，二是想看看病后的父亲。走进家门，寂静无声。客厅里有薄薄一层尘土，墙上有新挂的两幅条幅，一是陈伯达写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是康生写的“布衣一剑，继往开来”。我正在观看这两位的墨迹时，进来一男子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家里的人都去天津了。我好像预感到父亲这个家即将败落。不久，父亲被批斗、关押，历时九年。那时，我估计再见到父亲的可能几乎等于零。当时他还不算很老，但能否闯过癌症关，能否经得住“文革”的野蛮折磨，我是很不乐观的。
李：有没有打听过他的消息？
周：他的情况我无法打听到。“文革”中在一个特殊场合我见到过他。那是冬季的一天，北京航空学院掌权的红卫兵组织集合全院师生员工去工人体育场参加大会。开什么会事前不清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开批判会。离批斗会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挂在他们颈上的大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