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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
二字。
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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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５１
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７月１７日下午５点到夜１０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关于总路线，真有７０％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３０％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１９５７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
，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
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
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７月１１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
，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８万多人，到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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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剩７０，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
（这还是指１９５８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１３００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１９５９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
，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１１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５％，一般水平是９５％，而我们只能立足于９５％。全国年增产３０％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７月１７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
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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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
同１１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
，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
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Ｑ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Ｑ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１９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
，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
（１９８８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１２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
《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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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７月１８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１９５８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
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１９５８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
；看风使舵。
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
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总理为此在７月２０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
黄是７月１７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
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
我大概是７月２１日发的言，指出１９５９年高指标来自１９５８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
７月２０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
从７月３日到１０日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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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
，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
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
（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
“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
、“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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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
，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７月２０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７月２０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１。
（１９５８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
２。
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３。
１３００万吨是否右倾？
３００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７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１５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今年２４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１９个亿。
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７月２３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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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７月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