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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
①见《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０４页。
②同上，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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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①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３６—８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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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二十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唯其如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
、“红色高棉”
、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
等等。
这就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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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
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１９５７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７年起，犯了２０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
，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１９５７年为起点。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２０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
１９５２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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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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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１４年前，１９３９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８年之前，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
，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６年之前，１９４７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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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４年之前，１９４９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而９０％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
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