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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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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特别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１９３９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
在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在致陈的一封信和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三达德”的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
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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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
，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
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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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
，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
，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
，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孝”与“悌”
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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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
，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
，却大讲“军旅”和“刑政”
，并称“礼”与“法”
，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
、“外王”两途。
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
，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
（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
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
、“仁民爱物”
、“道中庸”
、“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中国自古以儒家伦理道德（三纲五常）
为主的人文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两者是并行发展的。这种伦理道德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旧时家家户户悬挂的“天地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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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位，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最高裁决者。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即不是引向个性解放，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个性泯灭，人身依附。儒家把道德看成为人处世最高层次，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贵贱，使人成为驯服工具。宋明理学发展到守节事大，从一而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西方近代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则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成果。
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又转眼之间跨过了原来正确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后来越来越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陷入２０年“左”
的误区。
长期以来，从政治思想到经济活动，总是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而同封建主义反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这一方面合乎历史逻辑，同时，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发生的负效用，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
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
、“何必曰利”
；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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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
①。
不过，孔子把人还给社会，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