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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也不能忍受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戒尺，做为一名思想者，他亦不能屈尊于知识分子派别的社会学者们的形而上学是他这种与地球上任何暴政极权绝裂的性格把他引向上帝。 但条件是上帝本人也须是位自由主义者或绝对自由主义者，或近似于无政府主义者：‘一种非自由的致敬或来自非自由人的致敬对我来说简直毫无意义’，佩吉的上帝在《无罪的圣人们》一书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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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我没看到自己和佩吉①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地方和我是如此近似，每句话都是写的我。我的特点是，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请求”的东西，我也不可能丢掉信仰。我能够以更加自由和更高的思想的名义反对关于上帝的低级和错误的观念。 当要讲到上帝时，我再来解释这一点。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为自由的斗争，有时做这件事是带着愤怒和暴躁情绪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家庭的权威性很小，我总是努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少年与青年之交我已经和我走出的社会环境决裂了。 这种决裂我采用了这种形式：一段时间里我侧重于和犹太人交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我的亲属，所有这些人不是由于让我厌恶的出身而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的家族的因素都是和自由相对立的。 我对所有的家族生活，所有与家庭自发力量相联系的东西都是厌恶的，这可以用我对自由的非理性的爱和对个性原则的爱来解释，这是形而上学上最大的“我的”。对我来说，“族”一直是自由的敌人和反对者，“族”是必然性结构，而不是自由。 因此，为自由而斗争就是反对“族”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的斗争。 对于我的哲学思想来说，还存在着出身和创造的矛盾。 自由、个性、创造是我的世界感和世界观的基础。 不过我为自由而进行的紧张斗争开始得较晚，当我和传统的贵族世界决裂并进入革命世界时，我便在最革命的世
①佩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éｇｕｙ，１８７３－１９１４）
，法国诗人，政论家。 作品有《让达克神秘剧》（１９１０）
，《虔诚信徒神秘剧》（１９１２）
，《夏蛙》（１９１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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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斗争。 很早我就知道，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真正的自由，他们的激情放在别的方向。 当我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看到必然导致专制、导致自由的否定的因素。 在生活经验中，我体验到个性与社会集团、个性与社会、个性与社会意见的碰撞，而我一直站在个性方面。 我生活的年代是从知识分子公益心出发而进行斗争的年代，在这方面我甚至消耗了过多的力量。 这妨碍了我把全部力量贡献给哲学创作。 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体验得十分尖锐，在青年时代这个问题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到异常的忧郁。 我把它看作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和伪善的论据，认为他们之保卫自由是虚伪的。 但是对我来说，这点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可能被不同的方面接受，可能导致解放，但也可以导致自由消灭，导致暴政，导致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体系。 我很早就预见到可能出现布尔什维主义，当时我还往来于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 当时我已经和标榜为思想自由和创造自由的极权主义进行了斗争。 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对我来说，是超越任何思想圈子的，超越我所交往的任何派别的。 任何思想的社会的集团，集体“信仰”选择都会侵犯自由，危害个性独立性，危害创造。 当我的精神道路引导我更接近东正教世界时，我感觉到在贵族世界和革命世界同样的忧郁，看到了同样的对于自由的侵犯，对于个性独立性的危害，对创造的危害。 但在那里同样问题是在更深之处提出了，在宗教世界里触及的已经是人类灵魂的最深之处。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我一直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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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个性价值的斗争，这使我被驱逐出俄国。 后来，在侨民的环境中自由问题同样也很尖锐。 我看到，大多数侨民是如此敌视和否定自由，就如同俄国共产主义一样。 不过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有比权力更大的力量。 在世界战争之后出生的这一代是憎恶自由，喜欢权威和暴力的。 在其中我看不到任何新东西。 在自己对自由的贵族式的热爱方面，在对作为全部生命的个性原质的评价方面，我是如此的孤单，无论在旧制度的统治阶层中，无论在旧的革命知识分子中，无论在历史的东正教中，还是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我都看不到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而在新一代的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则完全没有对自由的爱。所有处于集团中的群众都敌视自由，比如说，更为彻底的：在此以前原先有组织的和正在组织起来的社会都敌视自由，并且倾向于否定人的个性。 这就产生了虚伪的意识结构，伪善的意识派别，伪善的价值等级制度。 最后，需要说说战前一代人连任何一个独创和新颖思想都没有，这一代靠１９世纪思想的扭曲和废料过日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占首位的个人，在社会面前，在历史的群众的进程面前成了孤独者。 民主的世纪是市民阶层的世纪，它不利于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现。我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思考自由问题，两次写了自由哲学的书，努力改进我的思想。 应该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对于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很多内容还没搞清楚。 不能静态地思考自由，而应该动态地思考它。 存在着自由的辩证法，存在着自由在世界中的命运。 自由可能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在学院派哲学中，自由问题经常被等同于“自由意志”
，自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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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选择之自由，如同是或左或右转向的可能性。 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前提是，人能提供区别善恶的准则。 自由意志特别重视从刑事—诉讼的观点去理解人的生活，对于责任和惩罚来说，自由意志是必然的。 对我来说，自由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自由是我的独立性，是我的内在个性的决定性，自由是我的创造力量，自由不是对提供给我的善与恶的选择，而是我对善与恶的创造。选择的自身状态可能给人以被压抑、无力决定甚至不自由的感觉。 当选择完成了，我进入创造的道路时，解放便来临了。 关于人和创造的问题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我相信自己的生命、神妙的生命、在上帝中的生命是自由，无拘无束，自由飞翔，没有权力束缚，无政府状态。最高的问题不是道德——心理学的问题，而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关于上帝和自由的问题、自由与新事物的创造问题。自由本身就带来新事物。 自由反对者喜欢把自由和硬塞给并迫使人们承认的真理对立起来。 但是，作为硬塞给我的对象的真理，作为从上面赐给我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真理同样是道路和生活。 真理是精神的成果，真理是在自由中并通过自由而被认识的。 硬塞给我的并以其名义要求我抛弃自由的真理，完全不是真理，而是魔鬼的诱惑。 真理的认识使我获得解放，但是一种自由终结了，另一种自由又开始了，我自由地认识那些使我解放的真理，世上任何其他的权威都不能塞给我什么真理，我不可能被强制地解放。任何硬塞给我的，以真理自居而不顾我自由的探索和研究的正统思想，我从来不会尊重它，也不会承认它。 所有的正统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东正教的，只要它敢于限制和取消我的自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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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宣布反对它，过去是这样，将来仍是这样。 我甚至倾向于这种想法：这类正统思想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敌视真理的，正统思想完全是最大的真理伪造者。 正统思想有社会学的特点，它意味着有组织的集体对个性自由的权威，对人的自由精神的权威。我相信存在着关于自由的伟大真理，在向我揭示的真理中包含着自由。 我的良心的自由，这是绝对的信条，对此我不允许争论。 对此任何的一致，只有经过剧烈的战斗才有可能。 霍米亚科夫的思想的全部价值在于，他思考了共同性，这是他的创造性的发现，它是和自由一直联系着的问题。 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思考坚持到底。 无论在任一瞬间共同性都不能变成外在的权威。 自由才占有绝对的首要地位。 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霍米亚科夫很少想到这点——自由的良心起决定作用。 我不能承认那些硬塞给我而我又不认为它是真理的所谓真理，我也不能承认那些要求我认为它是错误，而我却在其中发现了真理的所谓错误。 说实在话，无论是谁无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这个的。 老的共产主义者的莫斯科审判是丑恶无比的和荒谬绝伦的，但却很有教益，如果承认共同性和教会的意识是外在于我的权威的话，如果强制我的良心服从共同的教会集体的话，那就是给教会的审判作了论证，而教会审判和共产主义者的审判在形式上是完全类似的。 实际上，共同性是我的质我的经验拓展为超个体的普遍的经验。 自由不是个人主义，说自由是个人主义那是偏见。 良心的自由是在个人主义的题目之外的。 自由不是自我封闭和隔离，自由是沉思和创造，是在我之中发现宇宙的道路。 不过，思考自己为自由而斗争的历程，我应当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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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争常常增加了我的孤独和我与周围世界的冲突。 自由的激情在我之中产生，同时内在的冲突也在我之中产生，首先就是自由与同情心的冲突，而同情心我认为也是基本的。
造 反
我在全部生活中都是造反者，当我以最大的努力抑制自己的时候，也就是造反的时候。 按思想倾向来说，我不是由于我的生命的这种或那种特点所决定的造反者，而是由气质所决定的造反者。 我在最高程度上倾向于造反。 非正义、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践踏都引起我愤怒的抗议。 我还很小的时候，人们送我的书上就有这样的题词：“亲爱的造反者”。我生活的不同时期曾对各种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进行了批判，现在我更强烈地意识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伟大的造反行动。马丁。 路德的造反，启蒙理性反对权威的造反，卢梭的“自然”的造反，法国大革命的造反，唯心主义反对客体权力的造反，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别林斯基反对世界精神和世界和谐的造反，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托尔斯泰反对历史和文明的造反，尼采反对理性和道德的造反，易卜生反对社会的造反，我把基督教本身也理解为一种反对世界及其规律的造反。 我知道，不能靠造反来生活，造反不可能是全部生活，而只能是一部分。 我是否也对上帝造反呢？
“对上帝造反”在术语上是否是一种误解呢？造反之行动只能以最高价值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