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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真正的现实。 但实际上我所明彻地讲出的那些都是我所离开的。 任何的坦克与毁灭性的轰炸都不能使我相信这是世界中深度的、原初的和最后的现实。 对我来说，这些只是另外的东西的象征。 我是清醒的，而不是梦幻的，我与现实有联系。 但是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也不是“实证主义者”。实际上，在传统的信教的人们中，我经常发现很强烈的“实证主义”分子。 这种想法归结于我的生活的宗教问题。 写这一章，我比写这本书的所有其他的章都困难。 这一章是最重要的。 必须有很大的诚实和直爽，这种诚实之所以困难，完全不是因为不想成为诚实的人，而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实际上很难作到诚实。我相信，我所写的这些很多人是不喜欢的，而且还有反对的。 如果认为对于我来说宗教和哲学是等同的话（如同黑格尔一样）
，那就是错误的想法。 悲剧——冲突的因素在我的生活中有过大的意义。 我信奉精神的宗教，我是自由的基督徒，不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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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关系，同时，也不想成为教派分子。
G我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童年，我没有被某种天真的正统思想搞得疲惫不堪。在舍列尔①意义上的“天真的”正统思想只存在于那些从童年起就继承了血缘传统的人们中，所有其他的正统思想应该被称作“多愁善感”的。
在我们的家里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氛围。
我的父亲是伏尔泰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在他生活的后半期，他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他在自然神论的意义上相信上帝；他景仰耶稣基督，但把基督教只归结为爱与亲近。 他爱读圣经，并在页边上作完全是伏尔泰主义、理性主义精神的评语，他否定地对待教会的教条，在其中看到了对基督学说的曲解。 在晚饭后他喜欢抨击圣经，批评教会，并且嘲笑传统的观点。这引起了我母亲的反对，她说：“亚历山大，你要再这样，我就走了。”我已经说过，我的祖母是个修女，我父亲小时候生活在教会修道士的氛围中，并且大部分年代里被强迫吃素。这引起了他否定性的反应，他在俄罗斯贵族的一种传统即伏尔泰主义—启蒙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我的妈妈是半个法国人，按受的教育和气质来说，她与其说是俄国人，不如说是法国人。虽然按其出生来说，是东正教徒，但是她的传统宗教观念则来自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当时，母亲很不喜欢那种东正
①舍列尔（１８３８—１９０）
，笔名米哈伊洛o W S j V C P k M U N P V K C P K E P N L E h p S W S M夫，俄国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在１９世纪６０—８０年代风行一时，一度引起轰动，但美学价值不大。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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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天主教之间有界限的说法，她生气地说，任何界限也没有。她没有一点传统的东正教的东西。在童年时代，我对于东正教会的工作没有什么高兴的和迷人的印象，这种情况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一直保留着。 我的双亲和基辅总督友好，我在童年也就入了总督的教会，在那里，没有精神——东正教的氛围、而是女皇的、国家的东正教氛围。 对于佩戴着教会按工作职务所发的条子和星章的总督，我所保留的是讨厌的回忆。 在彼切尔斯克，修道院里有着东正教会的环境，但是当外祖母死后离开彼切尔斯克时，我们的家庭便恢复了常态，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很少有的。 我真的不喜欢修道士，当我在彼切尔斯克时，体验到忧郁和苦闷，将我和彼切尔斯克联系起来的是类似坟墓的东西。 同样，我何时也不喜欢教会——斯拉夫语言。 从美感上说我甚至比较喜欢教会的拉丁语，很喜欢天主教的工作。 我一生中，每当走进哥特式教堂去作天主教弥撒时，便充满了某种十分遥远的起源于另一种神的化身的奇异感觉。 我经常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神秘的东西。 但是，在我的宗教性的最初形式中，神圣的——弥撒的成分表现得比较弱。我的宗教体验具有另一种特点。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武备中学时有一次神学课考试（关于祈祷）
，我得了１分（２０分制）。
神甫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是许多关于宗教哲学著作的作者。神学考试得１分，这在武备学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丑事。对我来说，它却表现了我的特点：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不能学习祈祷，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祈祷和我早年对生活和永恒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 我和东正教会的关系一直是痛苦的，一直没有严整性。 我永远保留着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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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义的自由探讨。 宗教的主题早就开始折磨我，我可能是比许多人更早地思索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暂时性问题，思索永恒性问题。 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在童年时能够使我信赖的正统宗教观念。 实际上，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产生被称作“向父的信仰的回归”那种东西。 极而言之，我一直嫌弃所有类型的宗教性。 只是在我的生活的莫斯科时期的开端，我才第一次感到古代教会和东正教祈祷的美丽，并且体验到与许多人在孩童时代的体验相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识状态之下。 我一直感到我与布尔加科夫之间在对待继承东正教传统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布尔加科夫来自东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先人是神甫，我则来自俄国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渗透着启蒙的——伏尔泰主义的、自由思维的思想。 这种情况创造了甚至是在相同的宗教思想下的信仰上帝的不同精神型式。在我这里，那个可以有条件地称作自然语言的基础，也是表现得比较差的。我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恶和堕落，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个人的冲突和世界的整体性。 对我来说，没有比关于宇宙的和谐思想更格格不入的了。我不止一次地想，在我这里罪孽感、个人罪孽感、一般人的本质的罪孽感实际上是否强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复杂的。 我想，我对于恶的感受比罪孽的感受更强，我永远不能接受作为罪行（由上帝的愤怒和惩罚所引起的）的恶的概念。 世界的堕落不仅意味着世界的罪孽，它的意义更为广阔。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非常倾向于固有的不完善感和罪恶感，自我正确感对我完全格格不入。 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苦难和不幸。 在世界的生活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公正，存在着无辜的苦难。 这些使人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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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最传统的关于罪孽的学说。 我还将说到，关于天命的学说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学说在其传统的形式中将导致无神论。 将我从无神主义拯救出来的信念是这样的：上帝向世界自我显露，他在自然中显现自身，在圣子、圣灵中显现自身，在人类的精神高峰处显现自身。 然而上帝并不管理这个失落于外在的黑暗之中的世界。 上帝对世界和人的启示是世界末日论的启示，千年王国的启示，而非地上王国的启示。神是真理，而世界则是非真理，但是世界的非真理、非正义并不是对上帝的否定，因为我们的力量、权力甚至正义的范畴并不能应用于上帝。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世界的满足、比宣告世界无罪更不能接受的了。按我生命的第一感觉来说，我一直是个唯灵论者。 唯灵论这个词我不在广义上使用，而是将它与某种形而上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唯灵论倾向和人类中心论倾向，和承认人的中心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用人类中心论与宇宙中心论相对立。 我一直责难地说，我不喜欢物质，并且逃避生活的物质方面。 这需要解释。 在肉体和物质中间划等号是错误的。人的肉体首先是形式，而不是物质。肉体的形式不是由物质的成分决定的。 可以反常地说，肉体是精神。我爱肉体的形式，但不爱具有重力和必然性的物质。肉体的形式与个性有关，并且继承着永恒性。 物质（“身体与血”）则不继承永恒性。 卡鲁斯①说得很有意思：精神不在脑
①卡鲁斯（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Ｃａｒｕｓ，１７８９——１８６９）
，德国生物学家、医生、心理学家、自然哲学家。发现昆虫血液循环。无意识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发展了表情学说。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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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在形式中。 按我的基本的生命与世界感觉来说，我无论何时也不可能为专横霸道的宗教传统的强大与沉重而感到沮丧。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尊重这种强大。 在它里面我看到堕落的世界的沉重，看到赋予历史以神圣意义的社会学解释。有时，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在我这里复活起来。 更有甚者，我在基督教内部和宗教唯物主义相对立。 因此，我与宗教的魔法因素有冲突。 道德的因素与自由相联系，魔法因素则与必然性及束缚性相联系。 我很不喜欢迷信和基督教中实质上的多神教因素。 实际上，这些因素是世纪初转向基督教的人们提出来的。 魔法很是大众化，很是时髦。 我不否定魔法的现实，但是对它的评价是另一回事。 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很复杂的综合体。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是教会——作为社会学现象的宗教团体——创造的。 宗教团体（共同体）的新构成可能有很多的改变。 在那里意识的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象征意义上对我最具永恒意义的和最杰出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
G回想我的精神道路，我不情愿地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所称为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改宗）的事，也没有可以赋予中心地位的事。 我已经说过，我这里没有激烈的号召，也没有从纯粹的黑暗向纯粹的光明的转变。 我的生活的一定时期（我不能确切地规定它的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走上基督教的道路。 回想一个夏天在乡村的一个瞬间，当时我心情沉重地在花园里走着，已近黄昏，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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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低垂，黑暗更加浓重，但是我的灵魂里却忽然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个瞬时的感受我不能说它是很突然的转向，因为在此之前我既不是怀疑论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无神主义者，不是不可知论者，在这以后我也没有消除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内心的充分的平静，也没有中止由于复杂的宗教问题而受的折磨。 为了描述自己的精神道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从自由到宗教生活使我精疲力竭，同时，还是要达到自由。 但是我体验这个自由不是轻易的，而是困难的。 我的这种把自由看作责任、重担，看作生活悲剧的根源的理解，是特别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正是对自由的脱离产生了浅薄性，并且可能把幸福给予顺从的幼稚者。 甚至，我不是把罪孽感觉为不顺从，而是感觉为自由的消失。 我感觉自由是上帝的，上帝是自由，并且给予自由。 他不是统治者，而是世界从奴隶制下的解放者。 上帝经过自由而起作用，而不是经过必然性或利用必然性起作用。 他不强制承认自身。 在这里隐藏着世界生活的秘密。 这个原初的宗教体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