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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被接受。在宗教生活中探索保障和没有错误的准则，是虚伪的。在精神生活中有危险性，有无保障性。 敬神的象征形式替代了对千年王国的现实探寻，在基督教中复兴的是预言的和弥赛亚的精神。 我一直对预言家有着特殊的敬意，对宗教的预言方面也特别的亲近，可能亲过它的其他方面。 维护真理而不牺牲上帝的意愿。 我一直象征地理解宗教生活中的祭礼和肉体，反对那种可以称之为宗教中浅薄的现实主义。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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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主义是现实主义类型的，而非唯心主义类型的。 我对于宗教的圣“体”
（这是在２０世纪初被普遍接受的）是反对和厌恶的。 我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 现在，当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中存在着向极端正统的复归时，我的思想也是不合时宜的，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相对立，我永远相信，存在着的不仅仅是多面的基督教，而且是多面的宗教。 基督教是多面的宗教的项峰。 但是，基督教自身也不能达到顶峰，它也没有完结。 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在历史上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关于赎罪的神话带有多方面的性质，在基督教中它只是现实的。 我认为，神话并不和现实相对立，在神话中有着现实的因素。 所有这些并不是反对基督教，而是保护它。 基督教的最主要的东西不能历史地加以解释，它不是历史的，而是历史起源的象征。 基督——神人的个性是不能解释的。 然而，基督教历史上不仅吸收了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于自身，而且吸收了全部的古代宗教（在那里有着基督—赎罪者现象的预感）于自身。 从某一时刻开始，我读了许多有关神秘主义的书，使我惊讶的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宗教信仰的神秘主义者都是相类似的。 这种类似在一定的精神深处显现出来。 宗教体现于精神——肉体的外壳中。 一元论类型的神秘主义者不解决个性问题，它有着反个人的倾向。 这样的一元论学说对我格格不入，因为个性问题、个人的命运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心问题。 按照我的宗教形而上学，我一直是关心个人的。 因此，个人在永恒中的命运问题，我认为是全部问题中的第一问题。 个性、有个性的人在无个性的神性中的消解，在抽象的上帝的统一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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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解——这和基督教关于人、关于神的人性的思想是对立的。这种看法始终意味着宇宙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胜利。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所谓人消溶于上帝所承认的宇宙生活中的思想更令人厌恶的了。在２０世纪初，这种对宇宙的神往诱惑和勾引了许多人。 基督教的秘密就是神人性的秘密，两种本性相遇的秘密，但它是结合的秘密，而非混合的秘密。 人没有消失，他被神化了，但他在永恒的生活中继承着自己的人性。 我想，这个思想甚至完全是正统的，但是在正统思想中，它的阐述是不够的，而且常常被基督一性论倾向弄得模糊不清。 我一生都在和各种形式的基督一性论者战斗。 但是我十分喜爱日耳曼的神秘主义，把它尊为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在伟大的日耳曼神秘主义者之中我最喜爱的是Ｊ。伯麦，他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我一直在自己的祈祷中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我所最喜爱的人一起表示敬意。 伯麦的神秘主义有着希伯来神秘哲学和闪族的嫁接。 因此，人的问题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把他归入宇宙中心论的神秘主义者，或是归入泛神论者，都是不正确的。
G我的内在宗教生活是痛苦地形成的，不易察觉的喜悦时刻是比较罕见的。 不仅保留着毫无疑问的悲剧因素，而且我体验到，这些悲剧因素作为宗教现象是占优势的。 我讨厌安慰的满足的宗教类型，特别厌恶宗教的麻木和小市民的宗教舒适。 我想，这样的受折磨的宗教道路不仅和我的内在矛盾相关，而且和对恶的尖锐感受以及对自由的无限的热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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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缺乏宗教热情，缺乏宗教的肉体热情。 有时我很羡慕人们，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热情。对我的非常敏锐的美感来说，大量兽性的热情以及与它联系在一起的精神，都是让人厌恶的。 这种美感提供了更多的乐观主义情绪，还需要说，幻想在我这里一直是直接的有力的精神。 我终究完全是一个理想的人。 然而我很少将这种幻想的特性表现在外边。 常常，至少是常常，我把幻想体验为深刻的现实，而将现实当作虚幻的恶梦。 我的生活中的最伟大的热情是与由幻想所唤起的内在的音乐相联系的。 但是，我的这种幻想又是和严肃的宗教现实主义（它厌恶多愁善感的唯心主义，温情的宗教性）相联系。 我的宗教生活的局面和景色对我有时就如同高耸的悬岩旁的沙漠。 我并不想自己永远是一个向悬崖的顶峰攀登的人，而宁可在宗教上能够自己体验到不多的幸福恩赐。 我并没有宗教上的自信，我经常体验到不幸和被神遗忘的感觉。但是，也有热情澎湃的时刻。 我想起一个梦，这是我的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梦，在梦中显现出我的精神道路中存在的某种东西（我经常作梦，并且常常作折磨人的恶梦，只是有时作有意义的、象征性的梦）。我梦见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广场，上面放满了木制的桌子和长凳，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这是普世会议。 我想坐在靠近桌旁的一个长凳上，并且参与宗教普世会议的事业和交际，我看到许多我所熟悉的东正教世界的好朋友都坐在那里。但是，当我试着坐下时，所有的人都对我说，没有我的自由的地位。 我转过身，看到广场最后升高为没有任何植物的陡峭的山崖。我走向这个山崖，企图登上它，这困难得不得了，我的双手在流血。从侧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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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看到曲折的道路，在路上发现了简朴的人民、工人。我受尽折磨，仍然向上攀登，最后，我终于到达了山崖的顶端。在最高处，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身是血。 我完全精疲力竭，几乎没有感觉地跪在他的面前，就在这一瞬间我醒了。 梦使我极为震动。 当我向某些东正教的朋友述说这个梦时，他们告诉我，这是我的自尊心的体现。 我想，不幸的不是我的自尊心，而是在这个梦的高峰处我成了不相配的人。这个梦与我的隐秘的思想、我的理想相适应，而与我的宗教意志、我的宗教活动能力不相适应。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配有自己思想和自己探索的人。 准确地说，我的不幸在于我只能部分地抑制自己的贵族作风，在于我的思想和精神的想象力的过盛。“新的宗教意识”
完全不意味着精神的奢望。在我的基督教理解和体验中一直存在着有力的世界末日论因素。 然而，我也一直没有感觉到自己达到世界末日论意识的顶峰，因为那需要很大的努力、主动性，需要完整地贡献自己。 我不能说，我爱“世界”
，不能说我爱“世界”的诱惑。但是，我的灵魂的外壳是受“世界”
（特别是它的印象）照耀的，我不能从“世界”获得充分的解放。我与那些自认为是完全正统的人相分离，因为对我来说，历史的启示与精神的启示相比较，是第二性的，精神的启示、精神的内在启示是真正现实的。 历史的启示是象征性的，是精神的象征。 全部世界的事件和历史生活不过是精神事件的象征。 但是，在历史上，元历史和元历史事件的断裂具有历史的性质。 在福音书中所讲述的是非现实的人类语言，对我来说它具有决定我的命运的充分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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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作为来自外部的真正的启示来掌握，而是因为我发现了、辨识出了其中的精神的中心事件，精神的宗教神秘形式。 因此，它对我便具有了巨大的哲学批判的意义。“教育”的克服应当意味着不是它的否定，不是向“前教育”
状态的恢复，而是比“教育”
更高的状态，这状态导向对教育的肯定成果。在我心目中，“教育”首先具有更深刻的、康德式的理性完善性与理性自由独立性的意义。 我不止一次地在东正教基础上使用“现代派”概念，我并不十分喜爱这个词，它使真理过于依赖于时间。 我当然是现代派，但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承认在基督教中创造过程的可能性，新事物的可能性。 我不相信意识的静止性，意识可以净化、扩大和深化，因此，许多旧的东西以新的形式向它显示出来。 真理是永恒的，而永恒的只是来自真理的东西，承认真理的相对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谎言，我既不是相对主义者，也不是实用主义者。 但是，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存在着阶段，这可能会侵害真理。 真理不是从天上落到我们头上的卓越的东西，真理同样是道路和生活，它是在精神斗争中，在运动中获得的。 天真的现实主义对启示的理解是最不能接受的。 伟大的希望——基督教中的启示可能继续，圣灵可能的新显露——把我和２０世纪初俄国宗教思想的许多代表联系在一起。 这种希望在与我格格不入和敌视我的弗洛连斯基那里也是存在的。 关于基督教对创造性、对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需要新的提出和新的解决。 存在着基督教的真理，它不依赖于时间，然而基督教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就是在相对的形态中走向终结。 基督教的新时代主要表现为批判和预感。 当我被指责为异端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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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和荒唐的。 异教徒按其特点来说是个十足的教会的人，并且自认为他的思想是正统的、教会的，这完全不适合于我。 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的宗教思想具有教会的特点。 我探索真理并且体验我所发现的真理。 历史上的正统思想对我来说不是宇宙性的，是闭塞的，几乎是宗派主义的。我不是异教徒，完全不是异教徒，我是信教的自由思想家。我的思想是自主的，完全自由的，但这种思想又是和原初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第一性的信仰是固有的，不可动摇的。我有宗教的体验，这种体验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 我沉醉于深处，在奥秘的世界、一切奥秘的存在面前生成着。 每一次对我具有穿透性的刺激都使我感觉到，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自我满足的，不可能在它之后没有大的深刻的奥秘、神秘的意义。 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人类不能发明更高的词了。 只能在表面上否定上帝，在深处否定它是不可能的。
G与人们交往在宗教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人们交往是经验认识的途径。 我一生都在努力交往，而对我来说，与人们交往，在一生都是困难的，这是我的本性的主要矛盾之一。 在交往中我是很窘迫的，是孤零零的人。 但是我并不想停留于自我封闭状态，并不想永远为交往而发愁。 搬迁到莫斯科后，通过很早就有联系的Ｃ。 布尔加科夫，我和过去曾格格不入的、最具特色的东正教团体会晤了，和俄国东正教的最核心部分会晤了。 这对我来说，不是对东正教的书本上的认识，而是经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