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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 梅斯特尔（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ｃ
ｄｅＭａｉｓｔｒｅｔｒｅ，１７５３—１８２１）
，伯爵，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１９世纪上半期欧洲教权主义和君主政体运动的鼓吹者和思想家之一。 ——译注②戈比诺（Ｊｏｓｅｐｈ
Ａｒｔｈｕｒ
ｄｅ
Ｇｏｂｉｎｅａｕ，１８１６—１８２）
，法国社会学家，作家。 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东方民族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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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９９２
对它。对于２０世纪的思潮来说，１９世纪的有着内省的气质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基尔克果，还有尼采——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西方流放期间，在１９４０年二次大战之后，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点。我重读赫尔岑的作品，深思他在西方的命运。 我比赫尔岑体验到更大的悲惨。 他的时代的事件比起现代的事件来是比较小的。赫尔岑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后对西方感到失望，他与西方的小市民发生冲突。 我也有根据失望，比过去有更大的根据。对于民主的世纪之变形，我比列昂季耶夫更痛心。 不过，我的失望比赫尔岑带有更加深刻的性质，慰藉也应当更加深刻。失望不仅仅与欧洲的命运相联系，而且和全人类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相联系。 慰藉可能并不是和俄罗斯庄稼汉的信仰相联系（像赫尔岑那样）
，而是和千年王国将要来临的幸福信息相联系，和对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存在的秩序（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彻底改观）
之实现的信念相联系。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由于自己的世界末日论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将起大的作用。 不过，这个事业是自由的，而非必然的。 赫尔岑远离尼古拉俄国的奴役到西方世界寻找自由，但他在那里并没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同样离开或被驱逐出俄罗斯，在那里充满着对精神的奴役，并且在消灭自由。我们在西方领略到某些自由，但是这个很不完善的自由王国正在终结，在西方它已经不存在了，世界完全被“宗教裁判大法官”
所奴役。不能和对人和人民的奴役制妥协。所有这些对基督教是可怕的，对于不想依靠帝制王国的基督教更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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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自我认识
G后来的年头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变化：我得到了遗产，虽然是很微薄的。 我成了位于克拉马尔带花园的陈列室的所有者。 在被逐生活中我第一次有了财产，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尽管我继续贫穷。 当然，我很早就得到了父亲在波兰的遗产：铁矿和土地的长子继承权，但这些被波兰政府取消了，我一直不能得到这些财产，不能从这些得到一分钱，而只有支出。 我得到的遗产来自我已死的朋友——贝斯特。 弗洛林斯。 她出生于英国，后来嫁给很富有的法国人。 她是一个很有特点和很有意思的人，十分美丽，深深地信仰《圣经》，是新教徒。 她为在生活中实现福音基督教而备受折磨。莉季娅与她非常友好。 有几年在我的家里，有一个研究《圣经》的小组，她起了大的作用，回忆她一直使我感到轻松。对于物质财富我一直有奇怪的态度，在被逐的日子里我一直不富裕，经常受穷，有时甚至不知几个月后怎么活下去。 所以一直在找出路，我一直没在物质生活上安排妥当。 我所特有的是：在心理上是非常丰富的贵族，而在物质生活上是贫困的，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由于我的在花园中的带窗台的书房、图书室而抬高了身价，可能我因此被认作是富有的人，甚至当我贫困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对财产感兴趣特别是由于它表现了非依赖性（尽管这种依赖性，对我来说，过去与现在都是十分相对的）。
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我都有暂时的和昙花一现的感觉。 在这里重新又产生了在苏俄第一年时的那种体验，在丰富、富足、自由的法兰西，我看到了购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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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１０３
吹牛、空荡荡的商店、成果的消失、生活的艰难、明天的不确定性。 有一次，一个在与我友好的公爵的花园中工作的仆人说：“要保卫我的中耕器。”我早就感到需要保卫了。 但是对此，在自己房子的思考体验要比在异国他乡体验容易得多。我任何时候都不是生活得那么平静、那么幽静，能够深入于形而上学问题，比如现在，就是欧洲历史上最灾难性的时刻。但是，明天呢，又是未知的。我并不是特别面向过去的人，但是我知道过去的美好事情的吸引力。奥秘何在呢？
因为回忆过去是创造性的、改造性的。回忆进行了选择，回忆不是消极地参观过去。过去的美好事物不是经验的过去了的美好事物，这是现在的，是改造了过去的、超越现在的美好事物。 大概，这种美好事物过去也是不知道的。废墟的美景不是过去的美景，这种美景是现在的，是在过去的废墟上没有的，这是不久前构造的带着全新特点的城堡、宫殿、渡槽、寺院。一切都是如此。所有在文物中古老的和美妙的东西都是现代的，过去没有这些文物。过去的不是古老的；而年轻的，这是真正古老的。时间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奥秘和完全的离奇现象。
因此，描述过去是如此之困难，因此对过去的关系的真情成了十分复杂的问题。 人的记忆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奥秘，当我回忆过去时，我是在有意识地完成思考和改造的创造性行动。我的书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这首先是沉思的书，对过去的美好事物，我深深的感觉到它没有消极性，而同样具有创造的积极性。真正的生命是创造性，这是唯一我所喜爱的生命。我不能消极地再现美景，在创造性的回想中，在想象中，我创造着美景。 没有创造的热情不可能越出世界沉迷于其中的的小市民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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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我的最后的哲学。 宗教。 信仰。末日论的世界。 时间与永恒
我在巴黎克拉马尔生活的这些年是我致力于哲学创作的时期，我写完了一系列的哲学著作，自认为这些书对我是最有意义的。我写了《自由精神的哲学》（法文最好称作《Ｅｓｐｒｉｔ
ｅｔＬｉｂｅｒｔé》）
、《论人的使命——不同寻常的伦理学体验》、《我和客体世界——个体的和共同的哲学体验》、《精神与现实——神人的精神方面的体验》、《论人的奴役与自由——有关个人的哲学经验》，还有我的新书《世界末日论的形而上学经验——创造性和客观化》、《神的和人的存在主义辩证法》。
其他类型的书有：《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这本书在叙述我的现代历史哲学方面比《新的中世纪》、《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要好得多）和《俄罗斯思想》。这些书较好地表述了我的哲学世界观，比过去的那些书要好，过去的书中我给予真正肯定评价的只有《创造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这一时期的哲学书籍我赋予《论人的使命》和《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以特殊的意义，在这两本书里，我以很大的尖锐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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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的哲学。 宗教。 信仰。 末日论的世界。 时间与永恒３０３
述某些基本思想。 后面这本书十分简洁，这适合于我的思想的简洁性和我的精神类型的尖锐冲突性。 最充分地反映我的形而上学的是《世界末日论的形而上学经验》这本书。 但是，实质上，我对所写的任何一本书都不满意，它们都没有充分地论述我的思想。 我已说过，我不是自己的崇拜者。 思想必须说出来，人应当完成这个行为，但是下面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始终是正确的：“说出的思想的是谎言。”如此地希望表述自己，而表述自己又是如此困难。对我来说写作是容易的，而且我的思想自然地采用语言的形式。 然而，在创造性的激情、原始的直觉和思想的客观成果之间永远存在着悲剧性的不协调。 我自己并不完全了解。 不过，在我后来１５年里所写的书中，写得更加清晰得多，术语的使用更加精确，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加彻底。 在这些表述中包藏着某些我的新的直觉，我的哲学世界观非常集中于这里，它的所有的部分都内在地联系着，准确地说，其中没有部分，同时，按其产生来说是直觉的，按其形式来说是格言式的。 我不能按另外方式思维，我一般不选择什么，我没有那种可能性。 同时需要说，我的世界观是多层次的，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性，人们指责我是有矛盾的。 在我的哲学中有矛盾，这正表现了它的实质，这是不能也不应该排除的。我的哲学认识的深化引导我走向客体化思想，我认为这是我的基本思想，通常它是不易了解的。 我不相信被称作“客观”世界、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客观的现实是不存在的，这仅仅是意识的幻想，存在的只有由一定精神倾向性所产生的现实的客体化。 客观化的世界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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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自我认识
正的现实世界本身，它仅仅是真正的现实世界的状态，它是可以改变的。客体是主体的产物。只有主体是存在主义的，只有在主体中才能认识现实。 这完全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像按公式化分类所做的那样。 按照狄尔泰的分类（自然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自由唯心主义）
，我的思想属于自由唯心主义类型。 世界原本存在于非客观化的主体之中。 在哲学史中起了某种作用的存在范畴，从古希腊开始，特别是从巴曼尼德开始，它成为思维客体化的结果。 在使用康德的术语时，存在则成了先验主义的幻想，原初的生命比起这个存在（精华、“力”）来，是另一样的。 原初—生命是创造性行为，是自由；原初—生命的体现者是个人、主体、精神，而不是“自然”
，不是客体。 客体性是对精神的奴役，是中断、远离和敌视主体、个性、精神—实体的结果。 因此，认识依赖于精神交往的程度，这个按认识社会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却很少引人注意。 科学认识的是客体化的世界，它给人以掌握“自然”的可能。 客体化之恶，即必然性、异己性、无个性等并不存在于科学中，它们是非科学的产物。“客体化”的科学不仅对人是需要的，而且反映着这个堕落的世界的逻各斯。 客体性是客体化的产物，它是堕落性。 人知道，对他来说，外在的现实正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是对主体的奴役。 对我来说，“客体”完全不意味着我所认识的东西、认识对象，而是在存在主义圈子里的相互适应的一定种类。 在我最终选择了我的世界观以后，我大大提高了对科学和批判的哲学思维的评价，增加了对于伪一神秘主义思潮的厌恶，这种东西连神秘主义者也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