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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自我认识
主义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一点没讲我生活最深交往，这种交往既与我的生活极大丰富有关，又与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有关。 比起许多高喊热爱生活的人来，我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生活经验。我比起许多哲学家（他们进入生活但同时又在生活之外）
来，我是一下子走入生活的深处。 不过，对我来说，谈我和喜爱的猫和喜爱的狗（它已经不存在了）的交往要容易得多。 不仅如此，我与动物世界的交往都要容易得多，那种交往可以很容易地引起一直被卡住的抒情心境。 公开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讲述自己隐秘的感受，这表明我不害羞。 我常常不能很好地表述的抒情风格，对我来说和音乐尤其和语言有关。 我与音乐的联系使我产生激动的高潮，我对音乐的态度是很奇特的，我是一个并不很喜欢音乐的人，对音乐没有充分的认识。我的听觉不好，音乐记忆也不好，演出的音调从我这里很快溜走。 我不能参与那些喜欢音乐和进行音乐评论的人们所进行的谈话。 其实，这些人未必有能力欣赏音乐，因为他人过于喜欢评论音乐作品及它们的演出了。 评论一般的不是艺术享受，艺术欣赏完全不是专家对艺术所作的批评，也很少是在行的人对艺术的判断。 因此，尽管我没有多少音乐性，音乐却深深地震撼着我的本质，克服沉重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沉入真正音乐的自发性之中，也不愿体验我的本质的创造热情，这时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批评音乐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 这种作用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否定的。 由于音乐，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很快地无任何努力而只用２０法郎便可进入天上的世界，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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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更快的速度向反方向自发地转入不光彩的、下贱的事情。当然，音乐本身是无罪的，悲剧性的和饱受痛苦的贝多芬并不为欧洲资产阶级游手好闲时间的享乐而创作。 天才的创作高潮经常是与地上的不幸生活相联系，也不被公认为通往千年王国之路。 不过，在地上自然存在天才的创造行动，这些行动至少具有充分的价值。 在这里存在着艺术的悲剧，伟大创造者死后的悲剧。 我看艺术的意义在于，它转入另一个面目一新的世界，它从日常生活的权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对日常生活进行艺术的改造。 我把那些按精神类型来说是享受和消遣艺术的资产阶级分子看作消费者，他们并不把艺术和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生活的渴望相联系。 还应当指出我的生平中的特殊性之一：我一生中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阅读小说和剧本。 我不喜欢读当代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而宁肯多次重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我不知多少次地重读《战争与和平》）
，或者读历史的和惊险的小说。 我对小说的评价是与小说的作者迫使我越出自己的世界，达到周围现实以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我一直非常期待体验我所读的小说中英雄人物的生活。 我喜欢电影，因为它创造了幻想，引导我离开现实，但是我也伤心，因为那么快地忘记了很好的影片。我特别喜欢重读１９世纪的俄国文学，我多次重新评价我对文学的关系，不过，我一直不变地喜爱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始终给它很高的评价。 但是，１９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在重读时也使我失望，因为它很少具有永恒性，而是过于和时间、年代联系在一起。 我也同样喜爱西方的作家，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狄更斯；我对易卜生的爱也一直不变，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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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喜悦与激动重读他的书，永远有新的教益。 我一直准备重读古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歌德，虽然没能完全作到。 不过，我不特别喜爱但丁。 我对布鲁斯特评价很高，重读他的著作的同时还重读卡夫卡的著作和米勒作品的某些地方。 我读了许多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很多历史活动家的传记。 这对于我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它是我的末日论思维的营养物。 我已经说过音乐对于我的意义，它仿佛是作为我自身的抒情风格不足的补充。 但是，我想，我并不缺乏抒情风格，不过它是忧郁的，并且是替代性的，用以掩盖我的枯燥。如果问我，由于什么我不是在特殊的瞬间而是在生活的全部时间都感到痛苦，为什么一直强制自己进行斗争，那么我的回答是：由于我的洁癖，精神的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无所不包的洁癖。 有时，我痛苦地说到自己一般地具有对生活和世界的洁癖，这是很沉重的，我与之进行斗争。 我最多地用创造的思想与之斗争，用学说、写作与之斗争，用禁欲生活与之斗争，用远离自然的美的直观与之斗争，用怜悯心与之斗争。 当洁癖重又附体时，我因它而颤抖。 我经常将眼耳鼻闭住，因为世界对我充满了气味。 我那么激情地喜爱精神，因为它不会引起我的厌恶感，我喜欢的不仅是精神，而且还有香水。 我的洁癖，准确地说，原因之一是我是个形而上学家。对我很重要的是，我一直很喜欢笑和可笑的事情，在笑声中我看到了超越日常权力的解放的开端，喜欢俏皮，这可能是我身上的法国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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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还想解释周围的人们在我这里发现的矛盾和他们没有发觉的矛盾。这对了解有关人的一般本质的矛盾是有意义的。人的本质是矛盾的，现代的心理学，特别是心理病理学明白这个。 例如，在我这里，精神的革命性和“习惯”的巨大作用交织在一起，无政府主义（按感觉和观念来说）和喜好规定自己生活中的秩序交织在一起：我想，这些矛盾的属性有另外的根源。 习惯对我的意义有两方面的根据。 举凡与日常生活规章有关的，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异常困难，我非常不善干在其中生活，害怕花很多的力量于生活的这些方面。 因此，我经常努力使外在生活的指导上自动化，力图在最大的不适应情况下使用最小的力。 这是通过习惯的道路实现的，习惯使我避免使用更多的力。 我要在思维与创造上耗费很多的力量，还要用很少的力量于其他的事情。我力图通过习惯的道路走出困境，这样就创造出幻想，仿佛从物质世界中得到了解放，而实际上解放只能来源于对物质世界力量的克服。 不过，习惯在我的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形而上学的根据，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其现在状态中对我的痛苦的异己性。 习惯是同世界的异己性进行斗争的形式之一。 我指的是习惯，是我所建立的，而不是硬塞给我的。 我企图在我周围建立习惯的世界，以减弱世界的异己性。因此我很喜欢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书籍。所有的对立，不仅是和人的对立，而且是和地方和事物的对立，都在加剧面临的异己性苦闷。 异己性引起的不是害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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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闷。 在死亡中，在杀人行为中，在仇恨中存在着异己性的极限。 恶可能是人所特别固有的，但是在恶中有异己性。 战胜了对恶的恐惧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战胜了与他异己的力量的人，这种异己力量就进入他的深处并成为他的本性。 恶是人的自我异化，全部宗教都努力克服异己性。 世界并不最终与人异己，这仅仅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世界对我来说就成了完全异己的。 习惯可能是在日常外部生活的背景中和异己性的斗争，在黄昏中，我被异己性的苦闷所笼罩，但是如果在黄昏时刻我习惯地作某些确定的事情，使自己的生活有节奏，那么异己性的苦闷就减弱了。 我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想完全打翻这个异己的世界，客观性、客体性和异己性对我是同一件事。 但是，这种情绪是和对亲人的深切眷恋，对他们的担心和关心（有时常常是荒唐的）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眷恋中，异己性占了上风。 当异己的世界将要瓦解时，这种联系应当保留着。当思考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一直害怕生活。 在这里我与易卜生一脉相联。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有根据认为自己是勇敢的人，我并不怯懦。 但是，我害怕顺从生活之流，这是因为看到了在生活之流和我的创造之间的冲突。 有时生活之流冲来了，但后来创造的思维战胜了。 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掌握生活的艺术，我的生活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任何时候也不表演自己的生活。
G我想给对我的生活十分重要的思想作出结论。 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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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道路所实现的成就。 我最终克服了与历史的伟大、王国的光荣、强力意志有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 在这种诱惑中我永远不能成为完全的自我。 我努力将自己对人的创造的崇尚从这种因素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导向其他方向。 我哲学地思考这种问题。只有思考了它，我才能完全表现自己的哲学。历史的伟大与威力之路是客体化道路，将人抛于外面的道路和自我奴役的道路。 这条道路将引导走向反基督的王国，同时也就是反人的王国。 人的真正的创造应当冲破客体化的奴役王国，结束宿命的道路，成为自由的、改造世界的道路，通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和精神性，也就是真实性的道路，通向人性王国的道路。 我认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预感，这种摆在人的面前的两条道路的意识。 这两条道路就是：客体化的、外倾化的、被虚幻的威力与强大所束缚的道路；趋向改造世界与解放世界的、趋向上帝的世界的道路。 我不想把谁打发到地狱里去，这对我十分重要。 不仅创造的思想，而且创造的激情，酷烈的意志和激动的感觉应当溶化僵硬了的意识，并且溶化呈现于这种意识面前的客观世界。 在生活中我坚持除了对上帝的真理的探索以外，不依赖别的。 我的主要成就在于，我把自己生命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我不应当被当作信教的人的典范，我感到，我很少使用那种表述，如“他转向”
“他成了信徒”或者“他的信仰动摇了”
“他丧失了信仰”。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正统的“或者——或者”
，我不可能是正统的怀疑主义者。 怀疑主义在我这里完全是另一定规定，是更加深层次的规定，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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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改变——不知道在我的书里我能否提供这种感觉。 我用全部生命寻找真理，我从一开始就寻找它。 真理在我的精神道路之前就存在着（ａ
ｐｒｉｏｒｉ）。
存在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不像世界，也不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 它应当揭示出来，并呈现人形。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大约要回忆起我的许许多多的罪过、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将可能幸福地回忆起：我属于“渴望真理的人”。这是与我有关的无上幸福的诫律中唯一的一条。需要补充一点，我面向的不是明天的日子，而是未来的世纪，理解我的思想的前提是改变意识的结构。 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完全不是学者的年轻人中，但不存在于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