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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正与江翊云有些不同，我还是积极的，我也不肯假意说出不想再干的话。我不是为了老太爷，我也不是为了庄思老，我也不是为了任何人，我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故宫博物院这一桩事业，我是为了我们一班同人手创的一桩有意义的事业，我既不是为了什么人干，又如何为了什么人而不干呢？我始终没有拿他们当作另外一批要在我们手中夺取这一事业的敌人（虽然我知道他们有些当我是敌人），而我却知道正有另一批强大的敌人要摧毁我们这一事业呢，我如何因为内讧而与人以可乘之隙？所以我当时绝对没有辞职之念，而我的内心烦闷却过于翊云多多。我当时只有且听其自然回了家再说。
我没去问当天如何解围。可是当晚却有人来报告：当时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他命令拿人，那为首的齐念衡立刻逃走，于是问题因罢工闹事被解决，照旧开放了，大家当然不说什么了。我也就叫会计科照原意提送5000元还了江委员的债务。
第二天，李玄伯来看我，并且辞行，告诉我他要南行了，并且试探我们有无辞职之意，他知道了经过，也不再说什么。这一次的教训，我感觉到：（一）一桩事体的成败，只要自己脚跟站稳，他人歪曲的打击，是可以不顾的。（二）外在的敌人，如我们当时认为奉派的陈兴亚之流，有时无意之间，倒反成了援助者。（三）可怕的是内里的派别，表面上是自己人，而内心有诈，最不易应付。我们没有私曲的心，究竟不易失败，师直为壮，始终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二十八、查办与收院前后
以上的事，是发生在阴历端午节左右，正是1927年6月中旬，也就是这时候，张作霖不客气地在居仁堂就职海陆军大元帅职，潘复做国务总理，沈瑞麟做内务总长。不多几日，何南孙（煜）也交卸了市政督办，由沈内长兼任，内务部许多朋友同政府中人，大都认为我是私通国民党，有些是觉得我把持故宫事务似乎发生了权利上磨擦而深致不满，我因为易寅村要出任农矿部，我也想南行了。但是接到寅村的来信，并且转达李石曾的意思都拿故宫的事来要求我留下继续支持。
8月13日，沈内长在部向我说：“政府要接收太庙及堂子使他属于内务部，这一面固然清室内务府一班人的死灰复燃；一面内务部里面有一个礼俗司，因为太庙是清室的祖庙，堂子也是清室一种祀典，依照组织习惯是应该归入典礼部分属于礼俗司职掌的。自从故宫的事在龚总长时代一切归我，而太庙、堂子又都属于故宫博物院，他们积不能平，现在这位礼俗司司长叫李升培（号子栽），他是吴兴人与沈内长既同乡而又亲戚，他是热心做官，一些权利不肯放松。自然要收复这两个“失地”，甚至他认为故宫也应归入他的掌握，所以这个问题发生的来源，我们可以思之过半了。”
于是，我将此事走告了汪伯老同庄思老，两老的意思：“我们以保守本院为原则，院外附属的太庙、堂子，如果政府一定要收，似乎可以听之，取壮士断腕之旨，以免延及本身。”那时江叔老在天津，我就写一封信去商量江会长请他定夺如何办。
16日，国务会议，突然议决了两案：
？
一 清太庙、堂子两处，应归内务部坛庙管理处保管（坛庙管理处系属于礼俗司的）。
二 前清军机处档案，存大高殿者应归国务院保管。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3）
我们的意思，乃决意放弃太庙、堂子，而争大高殿的档案。
18日江叔老从天津回来了，我在下午3点钟到他住所小方家胡同3号去看他，袁守和也在，商量抵制大高殿档案迁移的办法，无非一面驰书国务院抵抗，一面请人去疏通，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忽忽过了5天没有结果。？
忽然23日的阁议，又通过了查办故宫博物院一案，原因是故宫情况复杂，尤其是北大系的同仁行事可疑。派内长沈瑞麟、农长刘尚清彻查，并拟具办法，听候核夺。我们大哗了，为什么要“查办”，当然大家认为“查办”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查办当然不是善意，又要我出头了。
于是24日的下午，我在市政公所同沈总长长谈，极力声说故宫是一种民众文化事业，万不可随政府为转移，陈述了一些经过。沈总长是一个老好人，他的表示似乎倒是无可无不可。
因为彭志云是奉天人，所以刘农长方面是请他去说明。
25日下午，我又去访袁守和，同他商量着写一封信给颜骏人先生，请他再关照沈内长。
当日晚间，守和却又来告诉我他接到叶誉虎先生的天津来电说：“也已经有信给沈了。”
接着就得到国务院的复函，却非常不客气，乃是变本加厉，非但大高殿档案照旧要移，并须连同书籍搬走。？
我现在将与国务院来往的三封公函分录如次：
？
一、国务院公函（第一百四十二号）
迳启者：本月十六日国务会议，议决“前清军机处档案，现存大高殿，应即移归国务院保管，以重典守”等因；除由院派高参议家骥、柯秘书昌泗会同第三科主任潘宗瑞妥慎办理外，相应函达贵会查照。
此致
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
他们还是用“保管”名义，不知道有意呢？还是胡涂？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4）
二 本院致国务院函
迳启者：准函开（同前文从略）等因；查本院前以清内阁大库档案，与宫中所存之档案，有互相发明引证之价值均与文献有重要之关系，故于去年一月函请贵院将前项军机档案，移交本院整理。自接收后，即经派员着手清理，所有档案名目，业已详细厘定，拟择其紧要而未发表者，分类编印。现正编辑外交、军机暨折包等重要档案，分别先后，以次刊行。此项计划，所以裨益于近世史者实非浅鲜。是以本院正在积极进行。现当工作未竣之际，如遽移归保管，则前功尽弃，殊为可惜。本院之意，前项档案，俟工作完毕后，自当移归贵院保管，惟在此际，则仍拟暂行保留。倘贵院如须调阅时，尽可随时派员查阅，本院自当优予招待。似此，与本院既有裨益，而与贵院并无不便也。除将此意与高参议、柯秘书、潘主任面洽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国务院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三、国务院复函（第一百六十一号）
迳启者：准函开“移管大高殿所存前清军机档案一事，本院对于此项档案，正在派员编辑，
择要刊行，俟工作完毕，当移贵院保管”等因；查此项档案，既经国务会议议决移归国务院保管，仍应即日移交，以重典守。又查上次随同档案移存之书籍、方略等项，亦经议决，一并交本院保管，应请将前项一切档案、书籍及方略抄本，均即点交派往之高参议等如数接收，是为切盼！相应函达查照可也。此致？
故宫博物院？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以上往返公函3件，一口气读到第3封，任何人可以感觉到国务院的朋友，赫赫的气焰，来欺凌我们这班书呆子。其实要讲身分官格，我们要比富门宝，正不下于他们，总理潘复，在同人看来，就一点官格上的分量都没有，但是，当王者贵，国务院当然可以凌博物院，谁教我们“自贱”，要来受这“事不干己的闲事”呢？
我在第二日（26日）晚上同国务院的秘书长许季茆（宝衡）相遇在一位朋友席上，谈起此事，许先生是我的父执，又是我岳丈的晚辈，又在内务部共事甚久，他做过内务次长，我们相熟得很。他倒是个温文尔雅的旧文人，我们随便得无话不可说，同人中他的故交又很多。
于是他告诉我：“国务院的公文为什么这样神气？原来国务院先曾派员来到大高殿视察，是我们大高殿的职员北大系统的气派？？不叫他们进去，得罪这几位高贵的来宾老爷们，他们是当然与我们“自贱生成者”不同，于是反感深深地加重，因此格外神气，只得由我们再来忍受。”
许先生劝我延请参观一次来消气，我亳不迟疑地接受，回来就拿电话告知袁守和，守和是“善观气色”的高明朋友，当然也同意。
我就写了一封信去报告江会长，叔老到妙得很，这就要比一比我们博物院朋友同这般国务员的私人身分了。他对这一招待之举，也表示同意，但是教育总长刘哲却是我们江会长的学生，正以教育部长身分来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哪知道正逢此事。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5）
老师发怒了，他写了一封私信，掷还了聘书，来对这门生示了一个不测之威，他在复我的信中附来了却聘的信稿，现在一并录在下面：
景洲我兄鉴：手示诵悉。招待参观一节，即请费心办理，兼士当无异议。但政府之言，似欲收回保管，非尽由误会（旁注：誉虎亦疑如此）。弟因此愤懑（旁注：砚裔既面商，又函托，第其柔滑，恐不出力），已辞文科学长，不欲与闻京师之事，有致教育当局一函（旁注：意欲刘出而政通），录稿附览（注：其不满意即同诸国务院中人）。点查宜早完，曾面嘱史明迅将报告清厘，以便刷印。望更督催之，或不致不听调度也。弟一时未便入京，诸希转商思老、伯老为要。庸儿日内即来京。草草此复，顺颂时祺。不一一。弟瀚再拜。八月二十七夜。
附与教育总长刘敬舆书：
敬舆总长仁弟阁下：迳启者，瀚谬充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十月于兹。前经贵国务院派员收取大高殿所存前清档案，缘本院图书馆编辑未竣，故函请暂留应用，乃为贵国务院所大不满意，遽咄咄相逼，致维持会亦有动摇之势。则瀚之老不晓事，已可概见。何堪承乏大痒，重滋贻误？用特将贵部聘书暨文科册籍五本，一并缴还。谨此辞谢，以安疏拙，即希惠察为荷！专■只颂勋绥。不具。 八月二十七日 。
江瀚自天津启
这封信的反响如何，我们没有知道。但仅隔3日，在9月1日那天，沈内长对我说：后日要同刘农长来查看了，那是执行国务会议的议决案。到了3日下午，他们两位各带了随员4人来了，我同袁守和、汤芸台招待接洽。
刘尚清是东北有名公正人士，有老辈风度，先对我们说：“此番前来，因外面浮议甚多，所以奉命来一调查，不是所谓‘查办’，诸位不要多心。”
“那查而不办吗？”我心想，“当然不是如此！”
于是他又继续问：“冯玉祥用骆驼盗运物品，有这事吗？”
我一一否认了，并且告诉他，当时每个宫殿接收之时，是用国务院、卫戍司令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室内务府四个机关会封，后来每一宫殿的查点，要出组验明封条再开。将当时的照片给他看清作证，证明了当时任何私人盗取的不可能，尤其上面的高级人士，无法不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