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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山，谁可动摇？不意本年十一月五日，变生意外，致乘兴仓卒出宫。先生远在海南，一时无从赴诉。夫优待条件，为民国产生之源本，自宜双方遵守，垂诸无穷。但十三年以前，最初之信条，非曾经当事人，不知颠末，或不免有所误会。今幸旌麾远莅，众望咸归，一国之信用所关，即列邦之观听所系，以公有保持信义之责任，英等翘足以竣。专函奉师，伏乞主持公道，力践前言。息壤在彼，公必有以处此也。恭候台绥
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谨启
中山先生在卧病之中，接到了这一封斐然成章、言之有理的哀告信，那时汪精卫是随从到京的秘书，自然也有一番光明正大的答复。这封复书是由汪精卫起草的，义正词严，使他们无法再行反攻，就此没有反响，只得再回转头来向内务部歪缠，就是前文所记的那些歪曲公文了。孙中山先生的复书，是用秘书处出名的，这民国前总统的身份对亡国皇帝摆的官格，正是加了三点水的报复。复书原文如下：
？
孙中山先生秘书处复函
瑞辰、越千、寿民、钟权诸先生均鉴：
近奉惠书，关于十一月间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清室移宫一事，已呈中山先生阅悉。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然以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之制度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观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故于优待条件第三款，载明“大清皇帝辞位以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又于民国三年《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二款载称“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第三款载称“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文书往还（5）
凡此诸端，所以杜渐防微，至为周至，非但以谋国民之安全，亦欲使清皇室之心迹，有以大白于国人也。乃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沿勿改，是于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废之各款，已悉行破弃。逮民国六年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眚，优待条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毁弃无余。清室已无再请民国政府践履优待条件之理。虽清室于复辟失败之后，自承斯举为张勋迫胁而成，斯言若信，则张勋乃为清室之罪人；然张勋既死，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谥，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以张勋之大有造于清室，而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事实俱在，俱可复按。综斯数端，则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所以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所愿清室诸公省察往事，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享受公权，翼赞郅治，以销除向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赡。若于此时疑力学问，以闳其造就，则他日之事业，又讵可限量？以视口于深宫之中，曹然无所闻见者，为益实多。尤望诸公之高瞻远瞩，以力务其大也。将命代为奉复，希裁察为幸。此颂公祉！
孙中山先生秘书处启十四年一月六日
这一篇洋洋洒洒、不亢不卑、仁至义尽、劝教兼施的大文，与来函一比，他们自然要失色结舌，无法再向这一面噜嗦了。于是只得又转向政府尽力作回光反照的一阵盲动而后，终于消沉下去。
有一位志叔壬，是我在内务部的同事，他是宝瑞臣（宝熙的号）的儿子，当然也是满洲的贵族，同他有相当的友谊。我在言谈之顷，善意地劝他，我说：“你们清室的朋友，真正蠢得要命！这样的情势，如何可以扳得转，不如委曲求全，参加合作，这才是帮忙故主的道理。”
“是的！”志叔壬说：“您不知道！我们也晓得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清室的一班朋友，有人愿与委员会合作的，就叫做‘汉奸’，就看成是希图发财的机会，无非都是嫉妒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付之一叹。
四方面错综的情形，是非常好看的。
我本人也由一个意在专事绘画，不想混迹官场的人，在不期然间，偶尔又偶尔地成为了“故宫”开创时期的一个相当吃重的枢纽，因为内务部的动作，可以说大都操在我的手内，我撑住了政府方面的立场，要他们不出岔道，不因当时的政治乱局而错走方向，导致“故宫”创建的失败。创建“故宫”这件事，乃是中华大文化的重要事件，非一般官场恶行俗务，我有幸参与其中，也就心安理得，这个任务是完成了。
国民党孙总理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年底，因为谋与北洋系合作北上来京，卧病在北京饭店。这位中山先生在清末革命时代，是被清室在他的大名孙文“文”字之上加上了三点，作为“孙汶”一个逆犯式的江洋大盗。今非昔比，清室内务府现在也只得降志辱身，由一般亲贵来对他呼吁，他们已经忘记了主辱臣死的古训而降格相求了。下面是他们的请求书。
清室宝熙等函
中山先生执事：敬启者，辛亥之役，停战议和，其时公在临时总统任内，双方订定优待条件，暨满蒙回藏待遇条件，正式知达各国驻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因有十二月二十五日之诏，共和政体，于焉成立，载在盟府，中外咸闻。次年台从莅京，亲在那园欢迎席上对众宣言，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民生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报酬，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复经加入约法第六十五条，明载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铁案如山，谁可动摇？不意本年十一月五日，变生意外，致乘兴仓卒出宫。先生远在海南，一时无从赴诉。夫优待条件，为民国产生之源本，自宜双方遵守，垂诸无穷。但十三年以前，最初之信条，非曾经当事人，不知颠末，或不免有所误会。今幸旌麾远莅，众望咸归，一国之信用所关，即列邦之观听所系，以公有保持信义之责任，英等翘足以竣。专函奉师，伏乞主持公道，力践前言。息壤在彼，公必有以处此也。恭候台绥
清室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谨启
中山先生在卧病之中，接到了这一封斐然成章、言之有理的哀告信，那时汪精卫是随从到京的秘书，自然也有一番光明正大的答复。这封复书是由汪精卫起草的，义正词严，使他们无法再行反攻，就此没有反响，只得再回转头来向内务部歪缠，就是前文所记的那些歪曲公文了。孙中山先生的复书，是用秘书处出名的，这民国前总统的身份对亡国皇帝摆的官格，正是加了三点水的报复。复书原文如下：
？
孙中山先生秘书处复函
瑞辰、越千、寿民、钟权诸先生均鉴：
近奉惠书，关于十一月间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清室移宫一事，已呈中山先生阅悉。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然以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之制度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观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故于优待条件第三款，载明“大清皇帝辞位以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又于民国三年《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二款载称“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第三款载称“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谣传盗宝行抢衣饰（1）
于是僵局之下，他们发动了一种谣言攻势，这谣言的用意有三种出发点：
第一种，非常简单，就是来破坏对方的名誉，意图侮蔑，希望对方的失败。
第二种，就比较曲折了，他们有一部分自命为遗老而曾经乘机偷了不少宝物的，他们可以趁此出面了。譬如，一遗老叫金梁的，号息侯，他是自命为绝对的忠臣，一再上条陈主张复辟的要角，在下面可以看见他的许多杰作，现在将他从前在盛京宫内盗窃的许多御玺，在天津公开出面展览了。仿佛《红楼梦》上夏金桂的偷汉已经上了明路，从此可以不避人了。一面又可以侮蔑对方的不义、不忠。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道貌岸然的清室旧臣，实际都是栽赃鼠窃的好手！
第三种，还有一班专门伪造假古董的商贾，他们大肆活动，来欺侮初出茅庐冒充赏铿的朋友，他们用一批一批的定造赝品，冒称清宫出来的宝贝，来做烟幕，欺侮乡愚。
综合以上的这些原因，他们集体制作了那桩巧妙的冯玉祥盗宝案，事情是这样的：
在溥仪出宫以后，那时国民军总司令部驻扎在西城旃檀寺，有一天忽然失火，据说是断绝交通了一两点钟，他们于是就立刻趁此造了一种谣言，一时传说：旃檀寺断绝交通的原因是：冯玉祥正在把盗取清宫的大量宝物，用大队的骆驼捆载而去，因为要避人耳目，所以断绝交通。
那第二个谣言，说是：“京师警察总监张璧在与鹿钟麟一同逼宫的时候，去见溥仪，他看见溥仪的帽子上有一颗绝大珍珠，那当然是价值连城的，一见动情，就拿起自己的帽子，盖在那顶宣统御冠之上，临走的时候，运用三种手法，来个“神仙一把抓”，连同两顶帽子一齐带走。溥仪不敢问。此物现在天津，高价售出，大发其财！”
你说这两桩新闻，一个是旃檀寺断绝交通，为的是避人耳目，何以从故宫出神武门却并不断绝交通？这大队骆驼就不怕人看见吗？一个是溥仪帽珠的一段把戏，两方面都有侍从，一个做警察总监的人，好意思这样做？大家难道都是无目之辈？如果有人见此情形，是如何做得出？倘若没有人看见，谁又知道呢？此真奇谈！那时张璧固然还在京，冯玉祥呢？他正到别处去了，连做梦也未想到被人栽赃。
然而前面说过，天津大罗天的展览清宫古玺，就在这时光明正大的举行了。金梁所盗的宝过了明路，似乎都能接受，已无盗的含意。而冯玉祥盗宝之说，则风行一时。不过僵局依然，执政府的力量，已经图穷匕见，谣言也是徒然，损人而不利己，现实一些吧？还是一面讲硬性的交涉，一面自己求情先图一个现实的近利。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谣传盗宝行抢衣饰（2）
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弱国外交最名贵有效的方式，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不看见上文所述一些来往的信件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