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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进遵义时，柏家只有一两个伙计看门，考虑到此屋地处闹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选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楼上，中央军委总部、总参谋部在楼下办公。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都住在楼下。
柏公馆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旁边，有一宽敞的客厅。那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站在柏公馆的回廊上，抬头可以望见不远处杨柳街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天主教堂成了红军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寻觅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时，中共遵义地委、市委则开始寻觅遵义会议会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遵义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虽说柏公馆在遵义是很显眼的，可是，最初竟把“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挂到了天主教堂去。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与会者，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天主教堂那时常常开会，就以为遵义会议在那里召开。那块“遵义会议纪念馆”牌子在一九五四年从天主教堂收了下来。因为这年一月，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市委寄来一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哦，柏公馆！中共遵义市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酱园里的二层楼房，拍了许多照片寄往北京。
一九五四年八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通知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屋子里召开的。”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他的电话使遵义会议会址水落石出。
李德的住处，跟柏公馆很近，是一家地主的四合院。博古住的也是一个四合院，离柏公馆也不远，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坐落在老城的一座小山。比起“毛、张、王”，比起周恩来、朱德的住处，这里自然要“逊色”得多，这似乎已经预示着他们的地位的衰落。总政治部离柏公馆不过百把米。代主任李富春住在那里。邓小平也住在那里。只有“毛、张、王”下榻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从新城走过来，大约要走一刻钟，才能到达柏公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1
历史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第一次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十二月十五日，攻占黎平。
十二月三十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一月三日，飞渡乌江。
一月七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的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黔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样，红军进入遵义之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机会。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史家称作‘黑角’”钟美：《遵义会议考》，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六年一期。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了。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一“黑角”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便曾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困惑颇久的谜。
在一九八○年以前出版的种种史著上，均称“遵义会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至八日”举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遵义召开呢？于是，历史学家倒过来追究“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的依据。原来，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决议上标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再查下去，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一九四八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再查下去，查到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一九三七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为查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
历史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历史学家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造成一九八○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二十四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一月十五日召开的！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尤其是人们对于日期之类数字的记忆最易模糊。尽管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还有多人健在，但谁都记不清确切的日期。诚如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多年来一直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电报的发现，定下了遵义会议的准确的时间坐标。至于油印本上为什么写作“一月八日”，有人作出解释：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迹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签署日期，“17”写成像汉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蜡纸刻印者的笔误。当然，这种解释只是解释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处于历史的“黑角”之中：哪些人出席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会议开了几天？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谁执笔？是在遵义会议上当场通过的吗？为什么决议收入一九四九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起草者会不会是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2
历史学家在探索着，一次次走访健在的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出席者们的回忆，固然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原始文献的发掘，依然是历史学家所十分关注的。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年，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只找到一份决议油印本。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五十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这份手稿是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可是，只有“（乙）”，却没有“（甲）”！手稿的右侧下方，写着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倒是从“1”开始，末页为“8”。这份手稿，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史实。虽然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有“（乙）”无“（甲）”不完整，未敢公布这一手稿（本书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室查到中央档案馆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该馆的信，内中已引用这份手稿中的一些内容注）。
这是谁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中央档案馆在一九八二年决定送遵义会议健在的出席者们审看。邓小平看了，杨尚昆看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了遵义会议，他的记性不错，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此后，一九八三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