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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然后就长期辍读。19岁时又奉旨出阁读书，以后读书断断续续，长期被禁闭在宫中。所以，他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第三，太子难熬。明朝皇位继承，一般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好懂，皇位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第二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叫立嫡呢？就是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儿子，算嫡子，有嫡子的情况下，要立嫡子，没有嫡子，才可以立其他妃子生的儿子，原则是选择其中最年长的。第三句话，就是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皇帝要没有儿子怎么办？只好由他弟弟来继承。后来崇祯皇帝就是这样。
第九讲明宫三案｜万历帝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常洛，按理应当成为皇太子。但是万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艰难而漫长（19年）。万历自己是6岁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xǐ）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还是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从立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胆小怯懦，唯恐被废。有人著《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郑（隐喻郑贵妃）福（隐喻福王）成（隐喻更立太子成事）”，其书大意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直到朱常洛32岁时，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再举一个例子。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考炼，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一称东李选侍（简称东李），另一称西李选侍（简称西李）。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他最宠爱的西李后来还引发了一起“移宫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梃击案”。
梃击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ｃàｉ），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向太子号诉，就是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二人对话的过程是：贵妃拜，太子也拜，贵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万历皇帝一看这事情闹大了，牵连到郑贵妃不好，又牵扯到太子——两头为难，怎么办呢？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这就是“梃击案”。
大家注意，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红丸案”。
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三、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é）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日，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仅此一人。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道，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