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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义。”北京龙潭湖畔袁督师庙旧址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对“义”的阐释：“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袁崇焕有“君”与“义”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大战的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史？袁崇焕传》），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忠”与“义”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灵髓。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什么？我认为是“正气”和“精神”，就是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一、勇敢拼搏
袁崇焕有着过人的事功，而这源于他过人的勇气——勇敢拼搏。在困难面前，是勇敢拼搏，还是萎靡退缩？这是强者与懦者、英雄与凡夫的一个重要区别。
袁崇焕有大勇，敢拼搏。他出山海关担任辽东官职时，明朝丢城失地，败报频传——一失抚顺、二失清河、三失开原、四失铁岭、五失沈阳、六失辽阳、七失广宁、八失义州，还有萨尔浒大败，上下沮丧，局势危急。《明史》记载：自辽左军兴，明朝总兵阵亡者凡14员：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还有因战败自裁的总兵李如柏（明初定制总兵官为21员）。同期还有辽东经略、巡抚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因此而被杀，或自尽。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辽色变：“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明史？袁崇焕传》）
第三十六讲崇焕精神｜袁崇焕出任关外，要到前屯卫安置失业的辽人，《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后明辽东总兵高第下令尽撤山海关外右屯、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等八城军民到山海关内，惟独宁前道袁崇焕坚决拒撤，他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甚至发出“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的豪言壮语。这是何等胆量、何等气魄。《袁督师庙记》拓片（康有为撰书，1917年刻）
至于袁崇焕杀东江总兵毛文龙，虽有其越制之失，但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道：“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鷇（ɡòu）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之斯？”袁崇焕既有虎豹在山的气势，又有飞龙腾空的雄风。他在北京保卫战当中，身先士卒，进行拼杀，矢林镞雨，马颈相交。他在魏忠贤当权、阉党专政的恶劣政治局面下，对朝廷向关外派太监监军的决定，竟然上疏，表示反对。
所以，袁崇焕的性格特点，凸现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二、进取求新
袁崇焕取得过人的事功，还源于他有过人的思想——进取求新。
袁崇焕到山海关外任职，辽东经略王在晋要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建一座新城，守护山海关。袁崇焕不同意筑八里铺重城，反对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消极防御兵略。他提出在山海关外200里修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的新见。但因人微言轻，遭王在晋拒绝，便越级奏告首辅叶向高，后被采纳。后来宁远这座重城，成为明军抵御后金军南进的中坚堡垒。直至明朝灭亡，清朝也没有夺取这座坚城。袁崇焕又在孙承宗支持下，提出在山海关外400里修筑从山海关、经宁远、到锦州的关宁锦防线。后来这道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成为阻挡后金军南进的坚固长城。
袁崇焕于战略策略原则，有所创新，有所发明。不同于王在晋的消极“防守”、王化贞的冒险“进攻”、王之臣的拒绝“议和”等片面僵化原则，他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的策略原则，就是打仗的时候该守就守，该战就战，该讲和时就讲和，灵活运用。他总结明军自辽事以来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义州失守的惨痛教训，提出抵御后金进攻的法宝是“凭坚城、用大炮”。特别是他第一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火炮——红夷大炮，用于宁远实战，抵御后金天命汗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随后打退皇太极的进攻，又取得宁锦大捷。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北京危急之时，他率领九千骑兵，“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兼驰，入援北京，再取得京师大捷。
袁崇焕比其前任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王在晋、高第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进取求新，诸如凭坚城、用大炮，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等，都是战略战术的重大创新。就某种意义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北京三次大捷，是袁崇焕求新进取的胜利。三、清正廉洁
袁崇焕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他在邵武知县任上的清廉事迹，据乾隆《邵武府志》记载：
天启初，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趫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上面记载的两件小事：尽心民事，平反冤狱；穿靴上房，帮民救火——清楚生动地记述了袁崇焕这位清正廉洁知县的形象。
他做官不贪。张岱在《石匮（ɡuì）书后集？袁崇焕传》中说：“此臣作法自别，向为县令，不取一钱，天生此臣，以为社稷。”查继佐在《罪惟录？袁崇焕传》中也记载袁崇焕为官清廉：“此臣作县官，不入一钱。”“袁督师庙”额（康有为题）
袁崇焕父亲死后，他在请求回乡料理丧事的《三乞给假疏》中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昨闻讣之日，诸臣怜臣之不能为行李，自阁、督、抚以下，俱醵（jù）金为赙（fù）。臣择而受之，束装遄（chuàn）归，以襄臣父大事。”袁崇焕请假回去给父亲办理丧事，但他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再说料理丧事还需要花钱，这些钱都是其同事、朋友等凑钱资助的。袁崇焕一生，“浮沉宦途，家无子息”。死后，《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籍其家产，“家亦无余赀”。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皇朝时代，做官“分文不贪”，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袁崇焕和岳飞一样，都能做到如《宋史？岳飞传》所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既是天下文官的典范，也是天下武官的楷模。
崇焕精神，程本直在《漩声记》中，说了如下一段概括的话：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fú）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犹忆其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nú）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即今圣明在上，宵旰抚髀，无非思得一真心实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则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
布衣程本直以血与泪的文字，以生命弃市的代价，朴素地评价并颂扬了袁督师在明末官场污浊、物欲饕餮的邪气中，表现出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
前面讲的袁崇焕勇敢拼搏、进取求新、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源于其高尚的爱国精神。袁崇焕的精神与灵魂，主要是“爱国”。有学者认为，袁崇焕生活在明代，当时只有忠君的意识，没有爱国的思想。这是既不了解历史，也不符合事实的论断。《说文解字？国》字释曰：“國，邦也，从囗，从或。”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国”字为首的词组，共出现266次。《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这里的“国”是指政治实体的国。在皇朝时代，忠君与爱国，二者有同、也不尽同。“国”比“君”的含义更宽泛，国包括历史、国君、社稷、山河、民众。袁崇焕的爱国，既有忠君的思想，更有忠于历史、社稷、山河、人民的思想。传说他小时候每当放学回家路经土地庙时，总要在庙前驻足，面对着土地神，念念有词地说：“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这条材料虽然得不到文献的佐证，但透露出袁崇焕所爱的是社稷、是土地、是民众。袁崇焕在《边中送别》诗中的金玉诗句，抒发了他的高远志向，展现了他的爱国亲民情怀：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的抱负是国家、是社稷、是人民。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袁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结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邵武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谈兵，绝不阅卷”。因此，他知晓厄塞情形，尝以边才自许。这说明袁崇焕虽身在东南八闽，却心系辽东边疆；虽身为南国文官，却关心北塞武事。爱国必亲民。袁崇焕身为七品知县，而登房为百姓救火的壮举，是他亲民精神的体现。爱国亲民是袁崇焕最为宝贵的精神。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袁崇焕那股刚毅奇伟、炽热强烈的爱国精神，给当时凡俗怯懦之人以深刻的教育。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仁者、智者、勇者、廉者，他们是中华豪杰的精英，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杰出人物的魂魄，一段重大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种优秀的精神。袁崇焕经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重大历史事变之后，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晶与体现，具有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和弘扬。
《袁公祠记》（拓片）
我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什么叫“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浩然之气”就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袁崇焕身上的这种“浩然正气”，主要表现为爱国的精神、勇敢的品格、求新的旨趣和廉洁的风范。
袁崇焕的死是一场悲剧。从哲理来说，生死是一个大关节，也是一个大境界。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也如此。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