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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钱三运不仅没有被清理出公安队伍，反而加官晋衔，飞黄腾达。1993年，在未授衔的情况下，他还被“破格”提拔为市交警大队队长，同年11月，又补授三级警督的警
1995年2月28日，《人民警察法》公布施行。该法第2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警察：（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国有国法，但建德市自有“家规”。1997年1月，钱三运被提升为建德市公安局主管预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
虽然钱三运的步步高升有公安局长的极力举荐，但最后的决定权在市委。特别是公安局副局长一职，非同小可，必须经过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再经过市委组织部的考察，经过群众评议，才能通过。公安局的民警们虽有意见，但他们认为，既然上面已经定下来了，个别人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摇头不如点头好。
钱副局长上台，使建德人伤心又痛心。两位前任局长在提拔钱三运时不遗余力，如今均已涉嫌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现在又挑了个被判过刑的坐过牢的人当公安局副局长。
为什么原建德市公安局领导能一再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倒行逆施，使严重不合格的人员进入公安队伍？建德市的党委组织部门为什么能瞒天过海，使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当上公安局副局长呢？
在建德市，犯过严重错误、被判过刑的人被提拔重用的不只在政法部门有，也不仅钱三运一例。原下涯镇党委书记胡解放曾因渎职罪判刑，后又被委以重任，今年又因受贿罪“二进宫”。
公安局副局长、镇党委书记掌握着刀把子、印把子，这些权力必须交到党和人民最放心最满意的人手里。而建德市的个别领导，在干部提拔任用问题上，以人情代替原则，以长官意志代替国家和人民意志——法律法规正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让严重不合格人员担任重要职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这一点来说，对有关人员是否也要追究责任呢？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1992年1月29日晚，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后龙派出所民警陈亚阳及联防队员刘峰明、林忠等，在进行治安巡逻时，殴打在饭店吃夜宵的福建炼油厂青年职工刘敬阳，致其胰肾破裂，经法医鉴定为重伤。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公安局立案侦查，不久就对陈亚阳等三人监视居住。到1993年11月，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时，主要犯罪嫌疑人陈亚阳已逃跑，致使迟迟无法结案。
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工作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至1997年4月17日，陈亚阳才到公安局投案。县人民法院于前些时候做出一审判决：“陈亚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惠安县公安局赔偿原告人刘敬阳医疗费等合计人民币35286元（不含前已暂付的医疗费3万元）。”
案件发生后，由于有关部门迟迟未做出处理，引起炼油厂、县里领导以及有关方面人士的极大关注。《福建法制》先后4次刊文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非常重视并派人督办。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到惠安听取案件情况汇报、调卷审阅，催促公安局和检察院尽快办理。惠安县人大常委会多次专门召开案件办理情况汇报会。县政法委多次召开公、检、法三家领导协调会议。1995年2月，案发整整3年之后，县政府才做出开除陈亚阳公职的决定。
这样一起案情并不复杂的伤害案件，只因犯罪嫌疑人是公安民警，处理下去便遇到了阻力，居然牵动了各级组织和耗费了领导的巨大精力。分析其原因不难看出：
县公安局对民警队伍管理不严，部分民警素质低劣。相当一部分民警一向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自居，我行我素。他们对一般违规群众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劝告，而是动辄训斥或拳打脚踢甚至使用警械。
个别政法干部，尤其是当时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部门或单位保护主义思想。他们有的袒护、包庇犯错误的部属，或是怕揭丑露丑，影响“评选”和达标；有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凡出了问题能拖、能缓的尽量拖、缓。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少问题都是这样不了了之。
人为地把案情搞乱、搞复杂。明知是一个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犯罪的案件，却迟迟不采取果断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有机会串供甚至使主犯脱逃。
管理人员严重失职，管理制度不严。一个被监视居住在县公安局招待所里的犯罪嫌疑人脱逃得逞，不能不说是公安局负责看管的管理人员严重失职和管理制度的松散。
这起案件一拖就拖了6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又给国家、单位和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了解，公安局几次组织到深圳、海南等地追捕，花去的差旅费就达二三万元，这次法院判决应赔偿受害者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工资计达65286元，又全部由公安局负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
“警察也是人嘛！”说这句话的是天津市交警支队队长张同德。当时，他是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的采访镜头。
客观上，张支队长的话并没有错，警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是当警察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时，为何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接受法律公正的惩处呢？
1997年5月15日傍晚，在京津唐高速公路99。5公里处，一辆燕牌小货车与一辆斯台尔大货车追尾相撞。据查事故原因是由于天津高速公路支队交警曲大维酒后驾车所致，造成经济损失50多万元。事故受害一方是斯台尔大货车车主——北京坤宝集团。集团老总刘长青考虑到事故较大，又涉及到对方为交警，故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并派副总经理刘晓兵多次赴津“请罪”，与天津交警高速公路支队接洽。交警支队为了减轻自己干警的责任，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故意久拖不决，拒不还车。被拖延了10个月的坤宝集团直接经济损失达4万元，集团对此心急如焚。
事后半年多，交警支队才交给坤宝集团一份裁决认定书，认定双方为主次责任，坤宝集团负30％责任，并索要15万元作为还车条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企业愤而上告到公安部。
坤宝集团的举报信交到了公安部刚成立不久的警务督察队，督察队经研究后责成天津市督察队立即就此事进行调查。据调查，天津高速公路支队领导为了偏袒民警、逃避责任、减轻负担，首先内部定性为互有责任。这就意味着企业要负总额一半的经济赔偿。由于赔偿额明显过高，怕事情会败露，天津支队内部商议还是先定为主次责任，企业赔偿比例不得不从50％逐步降到30％。即使如此对坤宝集团认定的责任依然过重。交警支队长张同德强辩道：“勘察还有不细的地方，认识上每个人看法也不尽相同，民警也享有他的权力。如果酒后不驾车，那么这个责任就不这么定了。现在老百姓对警察的要求不是高了嘛。”
天津市督察队查明事实后确认：第一是超时扣车，严重违反扣车时间不得超过40天的规定；第二是认定坤宝集团负30％的次要责任数额太大。市公安局做出决定，在这起事故中，坤宝集团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由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向企业公开道歉，商议还车事宜，并责令高速公路支队领导立即停职检查，市交管局从了解到处理完毕只用了3天时间。
三、公安局长为何能屡次私放罪犯？
公安局副局长屡屡私放罪犯，举报人举报长达4年，才把腐败局长拉
下马。县政协会上，散发曝光此案情的《法制日报》竟被当成“散发传单”。
真的是不懂法？还是以权压法？
河南省汤阴县公安局原副局长裴国庆，因涉嫌玩忽职守和私放罪犯1998年3月4日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然而，这一步不免让人觉得来得太迟了，因为从举报至今已有4个多年头，即使从检察机关立案算起，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个中原因，发人深思。
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监所处领导介绍，早在1995年8月份，省检查院就接到了汤阴县公安局部分民警对裴国庆等人私放罪犯等问题的举报，省检查院领导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安阳市检察院调查。得到风声的裴国庆等人则开始四处活动，于是，市检察院人员多次找举报人谈话，劝举报人放弃举报，并企图由裴国庆给举报人道歉了事。由于举报人态度坚决，市检察院虽没有放弃调查，但工作态度明显消极拖拉，迟迟不予立案。取了举报人汇报后批示给省检察院，要求必须严肃查处。此后，省检察院监所处多次派人到安阳和汤阴调查，但由于地方不积极配合反而处处出难题，调查仍无任何进展。于是，去年春节期间，监所处改变工作思路，撇开市、县检察院直接到汤阴等地调查取证，这样很快就查明了裴国庆的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并责令市检察院立了案。省里的意见是对裴国庆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实行异地关押，但却遭到了汤阴县委和县委政法委的坚决反对，就连安阳市检察院个别领导也对办案人员明确划定框框：不准对裴国庆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据举报人反映，裴国庆除了私放罪犯、玩忽职守外，还大搞权钱交易，为一些犯人搞假保外就医，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根据有关规定，保外就医的犯人必须是患有严重疾病和传染病，其程序是先由看守所负责有病犯罪嫌疑人所在监号的包号干警提出建议，狱医带其到看守所领导和主管领导指定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进行病情检查鉴定，检查后经医院主管业务的院长在病情鉴定上签字，然后由看守所所务会议并吸收驻所检察人员参加研究，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由狱医填定“保外就医审批表”，分别由包号干警、狱医、看守所所长填写意见后，交由主管局长审核批准，方可保外就医。而被裴国庆等人批准的10余个犯罪嫌疑人的保外就医，即无包号干警意见，又无看守所的讨论意见，纯系裴国庆等人直接指定让其保外就医。而裴国庆等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
从1993年9月至1994年10月间，举报人之一的郭海庆曾8次将裴国庆的种种行为向时任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政委的侯顺香做了口头汇报，最后还写了书面材料。由于侯与裴私交甚深，故不但未对裴制止和处理，反而批评郭不注意团结，并劝其在工作中要应注重个人素质修养，不能把心眼放在打小报告上。
郭海庆认为他与裴国庆之间根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