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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清醒后，才发现到了公安局大院。这时我想，到了公安局事情就好办了，可他们将我拖到公安局的楼内继续毒打。他们打我耳光，穿着大皮鞋往我头上、肚子上、腿上乱踢。我大声指责他们：“老板给了你们多少好处和回扣，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打我？”穿灰毛衣的人说：“我就打你了，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说完又接着打，打累了又换班打。我爱人在门外听到我的惨叫声猛敲门求他们别打了，但无济于事。
他们用各种卑鄙手段毒打我直至人事不醒，当我在昏迷中苏醒后，他们又把我连拽带拖从公安局的二楼弄到汽车里，（在公安局他们非法拘留摧残我长达六七个小时）送到东南街派出所。在派出所他们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面对处于昏迷状态的我，派出所里一个身穿警服大衣高个方脸的人说我装熊，并把电警棍插在我的嘴里。没有办法，我爱人只好求人到派出所说情，最后不知他们写了些什么让我爱人在上面签了字，才把我从暖气管子上放下来。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家人的搀扶下找了一辆人力车回到家里。到家后，我浑身疼痛难忍，实在挺不住了，我爱人找了一辆人力车将我送到了新民市公安局，找到了张跃光政委。张政委既重视又气愤，立即开会研究出车，派人拿3000元钱将我送到新民市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治疗。
面对杨维武的诉说，警方只有一句话：我们警察没承认打他。
打人的明明是老板，为什么把被打者抓到了公安局？听听公安局某负责同志回答问讯的提问，更是漏洞百出，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问：据查，杨维武是为了一盒烟而跟老板发生口角，没有违法行为。退一步讲，杨维武真有滋事行为也应该由治安部门处理，刑警队是负责破案的，怎么能插手此事？听说是受人之托出警的，这不成了私人打群架吗？
答：刑警队也有维护治安的责任，亲属报案也应该出警嘛！
问：听说你们抓杨维武时给他上了铐子。这是为什么？
答：铐子确实带了，因为他不上警车，我们好几个人只好硬按住他，把他拖上车。带铐子是防止他反抗。
问：好几个人硬按，硬拖，说明他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公安局呆了一夜就爬不起来啦？为什么抬到医院去啦？您做何解释？
答：可我们警察没承认打他。
问：难道只要凶手不承认就认定不了吗？杨维武当时伤痕累累，总不能他自己打自己吧？再说，当时是你们张政委具体安排住院的，您又做何解释？
答：我当时不在家，张政委不懂业务。
在杨维武所在的新民市中转粮库，提起此事，广大职工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少数警察的违法行为。杨维武所在班组的同志说：“杨维武被警察打残这是铁的事实。他被打的第二天，我们到医院看他，见他全身没有好地方，头发也掉了，脸都变型了，躺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不承认好使吗？”广大职工说：“杨维武是出了名的好同志，身体特别好，从未误过一天工，没报过一次药费，被警察打后一直上不了班，一个生产骨干倒下了，个别警察不仅侵犯了杨维武个人的权益，也侵犯了企业的利益，我们看看啥时候能解决！”
新民市粮食中转库以组织名义写成了书面材料，阐明了观点，对警察打人表示了愤慨和谴责。然而，就这么一个事实再清楚不过的警察非法打人案竟迟迟得不到解决。
杨维武被打之后，在新民市医院治疗了40多天，表皮上的伤恢复了，可那条腿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新民市医院只好做出了转院治疗的决定。同年3月9日，杨维武转到了沈阳军区第202医院。医生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腰间外伤引起变形增生。杨维武在202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因没钱只好出院。出院后，杨维武的那条腿越来越严重，夜里疼得不能入睡，而且走路困难，并越来越萎缩。杨维武的亲属将其抬到沈阳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外伤引起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意味着将成为一个废人。杨维武惊呆了！全家人惊呆了！
此消息传到新民市公安局，个别责任者也惊呆了。这些人一方面担心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外伤不会引起骨坏死，想以此为自己开脱责任。幸亏搞清此问题并不难，在医务界，这是个常识问题，导致骨头坏死的原因有二：一是外伤所致；二是因服用激素类药物过量所致。
事发后，杨维武的家属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他们找到了新民市公安局纪检主任，主任说：“没有人承认打你。”其后，他们又相继找到新民市公安局长毛国才、新民市副市长黄宝成，均表示妥善处理，可仍无结果。找了市政法委，政法委副书记贺百成说：“我们只能协调，没权调查。”找了沈阳市公安局，纪检温亚芹处长说：“调查一下。”一年多来仍无结果。找到新民市检察院，表示无能为力。找了沈阳市政法委，沈阳市政法委责令新民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新民市公安局出车出人去沈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所做了两次鉴定。
第一次是在1997年8月25日早8点多，鉴定人员以手续不全为由不给鉴定。
第二次是在同年10月21日，还是那些手续，找了所长曲桂芬，曲说：“你是1996年1月被打，1997年2月才发现，别说你这一年多了，过了3天我们就不给鉴定。”“我的伤都有病历。”曲说：“你不鉴腿就给你鉴，要鉴腿就什么都不给你鉴了。”“腿不鉴还鉴什么？”杨维武说，“我头、腰、腿都有病历。”曲说：“你鉴不鉴？要鉴腿就不给鉴，要鉴就写申请，但必须写上不鉴腿。”没办法，杨维武被迫写了申请。
朗朗乾坤，公理何在？是不是因为打人者是警察，事情就变得如此复杂难办？
这不仅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是权与法的较量。此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十、贪官玩起反侦查的伎俩
“在攀枝花，没有人能把我弄翻。”贪官口气如此之大，因为他玩得
反侦查“游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后，贪官缴枪不投降：
“我不要出路，要死路！”
1967年，姜忠诚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优秀侦察员、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等光环，没有哪一年少了他。担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初，姜忠诚下基层检查工作，派出所领导招待他三菜一汤，他怕沾上大吃大喝之名，硬要交生活费。他后来渐渐习惯了大鱼大肉、五粮液和茅台酒。他开始初进舞厅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来竟然发展到不断有群众举报他“夜夜不归家，嫖妓女，养情妇”等等。
1992年底，市建校集体研究，打算开办汽车驾驶培训班，通过罗某某找姜忠诚帮忙。一天，校方邀姜到校考察驾训班办班条件，罗陪同。姜对校方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为感谢姜的“满意”二字，校方集体研究给姜、罗二人各1000元咨询费。由唐某从学校小金库中拿出2000元（面额100元的20张），分别装进两个信封（各1000元）。在二人离去时，校方代表彭某某分别把信封“发”给了姜、罗。这一夜姜忠诚失眠了。姜发现了新大陆：手中的权力也是货币，而且是最有效的硬通货。
右了钱，姜忠诚就长期夜夜笙歌，洋酒洋食，有靓女陪伴，骄奢淫逸。群众戏称：集吃、住、玩一体的大酒家是姜忠诚的第一办公室。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他生出许多感慨：过去的日子算是白活了。快要50岁的人了，不能再虚度光阴。
1984年，陶某某的亲戚蒋某某与人合开的卡拉OK，从事色情服务被警方查获，将被处以罚款。8月的一天，蒋找陶帮忙，陶又找杨某某。杨建议送1万元给姜忠诚，求姜“摆平”。次日，杨、蒋、陶等4人乘轿车来到市公安局。杨和蒋二人来到姜办公室。姜十分诧异，打死也不收这1万元。仅管十分尴尬，但二人哪里知道姜忠诚的“吃钱原则”。事后，二人总结失败的教训，“变通”手法，终于使姜“笑纳”了2万元人民币。
姜忠诚对如何逃避追查，如何掩人耳目，都有极丰富的“经验”。他违法犯罪时小心谨慎，手段诡秘多端。这些交易的场所绝大多数是选在他的警车和办公室里。
1993年上半年，对姜忠诚等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群众不断向中央、省、市纪检、监察、检察等机关举报。群众言辞强烈而急切。
检察院把姜忠诚等人的贪贿问题纳入了视线。有一顺口溜对其形象进行了刻画：“上午开会讲廉洁，中午吃喝丢大碟，下午闲暇搓方城，晚上跳舞搞破鞋。”在姜的头上还有不少雅号：“姜贪”、“姜百刀”、“姜百万”。1993年底，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绘声绘色，有的说姜在省公安厅写检讨，有的说他已向市公安局纪委交出了几十万元赃款。
群众舆论形成强大声势。姜忠诚一方面抓住时机，上市电视台发表讲话，证明他尚是“自由人”；另一方面，他多次悄悄到车管所与孙惠文密谋，寻找退路，销毁帐目。
检察院在侦查一建工学校校长助理受贿案中，发现了一套秘不示人、已经发霉的小金库帐目。反贪局根据搜查到的单据等书证，掌握了姜忠诚利用职权3次收受贿赂4700元的犯罪证据。检察院认为，仅凭姜4700元，很难对其予以重创。
1993年10月8日，检察院党组把姜忠诚的问题汇集一起，向市委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市委和市政府明确指示：查处姜案一要坚决，二要搞准。检察院决定对姜忠诚、孙惠文等人的问题采取了“纳入视线，放宽放长”的侦查战略。
1994年11月，在审查某规划设计院的帐目时，检察官发现该设计院不管是谁，只要有业务往来，都要给回扣。总计送了60多人，送回扣的金额不等。其中，市公安局行政处副处长贺会恩在一起小工程中得回扣2700元。一起小工程就吃2700元，修交警大队、看守所等更大工程，贺会恩及有关人员就不会吃钱吗？
联系已掌握的贺会恩借公款10万元给个体户做生意的事实情报，检察院决定：查！人说贺是姜的马前卒，如果抓住了贺，姜必定露出狐狸尾巴。检察官立即向市委汇报。市委主要领导拍案而起：“坚决查到底！”反贪局迅速出击，正面询问贺会恩。经过几轮唇枪舌剑，贺汗流浃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贺挤牙膏似的供述了自己非法收受现金10余万元等犯罪事实。当问及姜忠诚的问题时，贺会思避而不谈。
当通过设在检察院的“内线”得知贺会恩已失去自由时，姜忠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有一包工头取保后，姜忠诚急不可待地秘密找其证实案情。包工头轻轻松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