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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在释放吴留锁这个问题上一直不采取积极态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担心巨额赔偿和错案追究，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说白了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洛阳市政法界一位资深人士指出，伊川县公安局采取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只能使矛盾越来越激化，问题越积越多，解决起来也就日益困难。他不无担忧地说，如果在这次政法队伍全国性大整顿中吴留锁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以后就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性了。
吴留锁有一个80岁的老娘，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一个弟弟业已成家。据吴的姐姐吴留珍介绍，吴被抓时在洛阳建筑队上干小工，如今已过了10多年了，他们谁也没见过吴留锁。吴在案发前曾谈了一个女朋友，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他绝不会为一点小事会杀人。她们一家都在盼望弟弟出来，都要力所能及地帮弟弟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吴留锁的老父亲是在去年死的。吴留锁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吴父在临死前是一直叫着吴留锁的名字去世的。吴的老娘在能跑动路时，每逢做了好吃的，总要步行到看守所给儿子送一点，如今跑不动了，每天就让孩子们把她扶到门口，等吴留锁回来。
洛阳市检察院在1998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如此记载：1993年以来，市、县两级检察机关把吴留锁超期羁押问题作为监督的重点来解决。但由于两级公、检、法联席会议纪要未能明确由伊川县公安局做好工作后对吴取保候审，责任不明确，致使纪要精神及市公安局杨廷柱局长的批示均未能得到及时落实。检察机关依法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并进行协调，向领导机关请示汇报等，做了大量工作，但至今没有结果。
这份报告又称，吴留锁自被逮捕之日起至今已关押了14个年头，此案久拖不决，不仅严重违犯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期限的规定及有关监管法规，而且影响了看守所的监管秩序。为使这一问题得到及时纠正，该报告提出了如下意见：
一、提请洛阳市政法委协调解决；二、建议责成有关部门限期结案；三、若近期结案确有困难，建议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立即将吴留锁变更强制措施。
河南省某杂志一政法记者在接采访后气愤地说，公安机关不放吴留锁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若按此推理，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是不是把每个人都抓起来？吴留锁案已被拖了十几年，不管怎样说，都应给此案一个定论了。
1997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其中明确规定了对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释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据此，吴留锁应当无条件释放。
新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吴留锁在未被确定有罪的情况下关押了1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吴留锁有权获得赔偿。
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益是司法机关应尽的职责，但长期以来，有些司法人员只注重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忽视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面。本案吴留锁被超期羁押14年就是一个典型。法院在吴留锁有罪指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而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过程中，因失去侦查补证条件，理应将超期羁押的吴留锁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释放。但公安机关却置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法律规定于不顾，扯皮推诿不予办理。
吴留锁被超期羁押14年，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其原因完全是有关部门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漠视公民权利、严重失职造成的。这种现状还在延续，更让人难以理解。国家权力机关应发挥职能尽快予以纠正。
三、被告席上的法官
几个法官索贿，欲壑难填。又一法官串通他人谋取别人房产，机关算
尽。共和国不容贪官，作恶的法官站在被告席上。
1998年2月17日上午，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内，正在进行着一场宣判。此时，面对高悬国徽的被告席上，站着四名悔恨交织的罪犯，案发前，他们也曾多次出席过法庭审理，那时，他们是以共和国法官的身份主持着这庄严的审判，曾将一名名触犯刑律的罪犯科处刑罚、体以民意。今天，他们又因一时之贪，蜕变成人民的罪人，站在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位置上。这四名堕落成罪犯的法官是：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指导员武志林、院长吴保路、刑事审判庭庭长王晓东、民事审判庭庭长张锁庭。随着判决书的宣读，他们的贪婪丑行也渐渐地昭示在旁听观众的面前。
1994年冬季，桥东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受理了石家庄市A公司起诉北京B公司拖欠购锁货款纠纷案。在审理此案过程中，武志林担任审判长，时任经济庭审判员的王晓东主办此案。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他们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处被告北京B公司返还原告石家庄A公司人民币1400万元。判决生效后，执行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后经武志林向院长吴保路请示，决定成立本案执行小组，由武志林任组长，王晓东和执行庭副庭长张锁庭为成员。之后，他们西到太原、东到沧州，四处追寻被告的资产，最后于1994年12月底，在北京某金融机构将被告的405万元划拨到石家庄。
1995年1月初，石家庄市A公司经理李某、剧总经理赵某找到武志林。李某说：“春节快到了，武庭长是不是先给我们解决20万，给职工搞点福利。大家给我们公司办的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劲，我们准备向你们表示一下感谢。”
武志林也毫不谦让，赤裸裸地问道：“每人给多少？”李某试探性地答道：“每人给5000元购物券怎么样？”武志林听后不屑一顾地说道：“购物券有什么用？”两位总经理没想到这位头顶国徽的法官贪欲如此之强，惊讶地问道：“给现金你们敢要么？”武志林干脆地答道：“敢，怎么不敢，只要给就敢要。”李某只好答应：“好那就给你们弄2万块钱，你们自己处理吧！”武志林一听才给2万，不满之语随即而出：“这么多人2万块钱够干嘛，每人还不给弄1万。”面对武志林的勒索，两位总经理不敢抗争，只好遵命。
两天后，两位总经理再次来到法院，在他们如愿取回20万元后，他们又一同来到会议室里，当着王晓东的面，李某将四沓票面为100元的人民币交给了武志林，并言不由衷地再次表示了感谢。
送走客人，武志林从中拿出1万元递给王晓东说：“办他们这案子，大家都没少费心费劲，这钱是感谢我们的，这是你那份，拿着吧！”面对庭长递来的1万元，王晓东深知收下将意味着什么，但金钱的诱惑又瞬间泯灭了他那块净洁的心灵，他心惊胆战地接过了钱，将它锁在了自己的巨型柜子里。
第二天，武志林见院长吴保路一人在办公室，使用纸包上工万元径直来到吴的屋里，将钱递给吴院长说：“这是A公司李经理他们给的，感谢为他们追回的经济损失，这钱是带有奖励性的。”作为一院之长的吴保路明白这感谢与受贿之间的区别，更清楚收下这1万元将会对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几秒钟内在收与不收之间，他内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后者占了上风。他问了一句：“别人有吗？”当听到武志林答到“别的人都有”时，便心安理得地将这不应该得的1万元收了起来。
很快，武志林又将另外的1万元送给了执行庭副庭长张锁庭，这位法律的执行官同样没有丝毫的推辞，收下了这笔不该归他所有的巨款。
不久，武志林在与李某、赵某同桌共饮之后，又收下了两位总经理以给他儿子结婚买东西为名送上的1万元，在自己的脖子上又套上了一具罪恶的枷锁。
1993年夏末的一天，石家庄市C公司总经理张某愁容满面地来到桥东区法院，找到老战友吴保路递上一纸诉状，起诉本市和市外两家企业拒返货款事项。
吴保路见老战友有难，”当即表示将全力相助。他随即叫来王晓东命他主办此案。事后，将案件的交办情况告诉了武志林。王晓东受案后，见此案诉讼标的达100万元之巨，便向吴保路请示诉讼费如何收。
张某一听还要交诉讼费，便以公司无钱为由连声诉苦。吴保路自然不便使老战友为难，便慷慨地说：“小王，案子先审着，诉讼费以后再收。”“
院长亲自交办的案件，原告方又是院长的老战友，王晓东自然不敢怠慢。受案后，他迅速投入工作，很快通过法律手段为原告讨回了部分货款。
张某自然是感激不尽。11月份的一天，张某对武志林说：“公司的事儿劳驾你们各位了，快过年了，我们也不买什么东西给大家了，准备给你们1万块钱，你们自己买点吧！”因是院长的战友，武志林未敢明确表示收下，只是假模假样地客气几句。几天后，张某亲自带领办公室主任褚某到法院向吴保路等人致谢。言谈之中，褚某来到武志林的办公室，将1万元现金交给了武志林，武志林没有丝毫的推辞，便将钱收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他将3000元交给王晓东，自己又留下了3000元，将余下的4000元交给吴保路，并汇报了每个人的分款情况。吴保路听后只淡淡地说了句“你们拿的少了”的话语后，便将老战友的“感谢款”收了下来。
连续两次得手，武志林尝到了收“外财”的甜头，从此，受贿的胆子越来越大。
1995年1月，武志林接手了石家庄市某厂D厂长起诉市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这是一起诉讼标的达130万元的经济纠纷。武志林见有油水可捞，便打起了勒索钱财的主意。在办案中，他以法院规定办案要注意创收为名，要求该厂厂长吴某按诉讼标的10％提供一部分赞助费。吴某有心拒付，但又不敢回绝，只好答应按实际追回损失的10％提供一部分赞助款。
在武志林“尽职尽责”地工作下，不久，第一笔追回的55万元货款划拨到该厂的账户上。D厂长也颇守信用，几日后的一天早上，他携款5万元亲自来到武庭长的家，将款放在桌上，言明：“先送来5万元，今后再执行来钱我如约再给。”很快，武志林将这笔巨款存入了他个人的名下。
之后，他更加积极地全力办理此案，数日后，第二笔讨回的70万元货款又划拨到了D厂的账户上，吴某又如约再登武庭长的家门，送上了7万元“赞助费”。
一个普普通通的经济纠纷案，利欲熏心的武志林一下子就捞了12万元，胃口之大、贪心之狂达到泯灭人性的极点。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