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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血，从而证明钟是因内出血而死亡。宁素芬对于市中院出示的该证明进行辩驳，说明何朝忠不是8月5日晚诊治钟的医生。并再次声明魏嗣沛未打人，更谈不上伤害人命。但成都市中院并不接受宁的意见，在1985年12月4日维持了原判决。
宁素芬为自己的丈夫不断地进行着申诉，虽然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但错案却仍然迟迟得不到纠正。
1986年，四川省政法委责成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重新对此案进行复查，几名曾在省公安厅工作的法医又做了一个解剖钟华山尸体的回忆录，证明他们在1982年对曾对钟的尸体进行过解剖，于是省检察院又据此回忆录驳回了宁素芬的申诉。
从1986年到1995年期间，全国人大信访局三位局级领导曾先后三次专程南下成都，督促四川省有关部门纠正此案。1987年，在全国人大的督促下，四川省人大对此案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他们通过阅卷和走访当事人及证人，发现此案在调查取证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并最后得出结论：一、法医是否对钟华山做过尸解这一关系全案的中心问题，目前因诸多证据均互相矛盾，故原判所认定法医对死者做过尸解的结论不能成立。二、仅就目前案件卷内有关证据看，法医所作尸解鉴定没有法律上的证据效力。三、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后，四川省人大多次组织省公检法的领导和办案人员开会，讨论纠正此案，最后决定由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再次复查此会，但奇怪的是，1987年11月28日，省检院又出示了一张殡葬改革管理所印制的关于钟华山尸体特补（即缝合尸体）费25元的收据，以此证明钟的尸体是经过解剖了的。但是殡葬改革管理所在1982年所使用的名称是成都市殡仪馆，况且当时钟的尸体根本就未送到成都市殡仪馆里停放。而省检察院却根据这张时间和名称前后矛盾的收据再次驳回了宁的申诉。
1988年11月19日，魏嗣沛在南充市监狱里含冤死去。魏的去世更坚定了宁素芬为丈夫讨回公道的决心，她怀着悲痛的心情再次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90年3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彭冲副委员长的督促下，全国人大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人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京召开此案的特别会议。会后四川省人大召开主任会议，并于1992年将主任会议意见和省人大的复查结论上报全国人大。然而四川省高院仍以种种借口进行推诿，使此案的纠正工作再次受阻。
宁素芬没有气馁，她继续为丈夫申冤。
1997年4月，全国人大信访局李铁流局长再次专程南下督促办案，但仍没有结果。
时至今日，宁素芬这个弱小但却坚强的女性在15年中已是第46次进京申诉了。
我们在感喟宁素芬坚韧不拔的信念的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四川省有关部门能够真正本著有错必纠的精神，早日彻底纠正此案。
三、坍塌的“司法大厦”
本溪司法局欲建“司法大厦”，女骗子粉墨登场，施以小恩小惠打动
两位局长，未经表决便擅自敲定与其合作，结果830万巨款打了水漂。
1993年5月，辽宁省本溪市司法局经与中国银行本溪分行协商，将司法局原办公楼以730万元卖给他们。时任局长的孙世德想为司法局的干警们重新建一座“司法大厦”。
这个喜讯不胜而走。
当时，身为本溪亚迪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及本溪司法局劳动服务公司物资经销处三部经理的刘妍听说了此事。债务缠身的她敏锐地嗅到了这里有机可乘，但这时她的身份和地位与局长们打交道还有一段距离，于是她灵机一动，向司法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张玉双放出风声：她能引进资金2000万元，自己投资500万元，再加上司法局的600万元，可与司法局合建司法大厦。
此时的刘妍，在社会上颇有知名度。她拥有地下时装城，出租车队和公司，俨然是个无所不能的“女强人”。
张玉双将刘妍的话讲给司法局当时的副局长孙化兴。孙化兴信以为真，极力向局长孙世德推荐刘妍。5月8日，刘妍被聘为劳动服务公司的副总经理。
刘妍以极快的速度密切了自己与两位局长的关系，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5月下旬的一天，孙世德把办公室主任何靖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我看，把筹建司法大厦的事交给劳动服务公司办吧。”局长的指示，何靖国自然是没有意见。几天后何靖国再次被孙世德叫到办公室。刘妍和张玉双在局长身边坐着。“你去安排几桌饭，我们好和××开发公司的头头认识认识。”局长发话，何靖国领令而去。
珠海大酒店，美酒飘香，乐声悠扬。孙世德、孙化兴、张玉双、刘妍与请来的客人热烈谈论著司法大厦的宏伟蓝图。推杯换盏间，孙世德当众宣布：盖楼的事由张玉双、刘妍负责筹建。
没有经过局党组会研究，没有经局务会讨论，一项重大决策就在酒意浓浓的氛围中确定下来。
1993年6月4日，是刘妍永远难忘的一个日子。这天，刘妍第一次成功地把中国银行本溪分行转来的第一笔买楼款骗人手中。
上午，张玉双来到主管劳动服务公司的副局长孙化兴办公室问：“楼款转来没有？批地号要用，能不能快点转到劳动服务公司的帐上？”孙化兴同意转款，并让找何靖国办理。令人费解的是，这张支票既没有写明用途，又没填写收款单位。张玉双又是很耐人寻味地将支票交给刘妍。刘妍则马不停蹄地将这30万元转入天源商务公司的帐户，用以偿还她个人的欠款。
巨款如此轻易就到手了，刘妍的胆子更大了。
为了进一步稳住司法局的头头，以期使巨款顺利入帐，刘妍和张玉双用了个“欲擒故纵”的办法，为司法局买回一辆皇冠轿车。何靖国问张玉双，“是那30万买的吗？”张玉双谎称“是。”何靖国找到孙世德问：“楼还没盖，车先买回来了，合适吗？”孙世德说：“不要紧，以后再想办法补上。”
一辆车，使许多人包括局长对刘妍的能力信任有加。
1993年6月7日上午，张玉双请示孙化兴再提款200万元，孙化兴同意。张玉双直接找出纳员，出纳员出于慎重没有同意。张玉双便找到何靖国，谎称：“搬迁需交动迁费200万。”何靖国请示局长后，给了张玉双一张70万元的支票。这笔钱再次被刘妍转入天源商务总公司，抵还刘妍个人欠款。
何靖国办完这张支票后，又到中国银行本溪分行要买楼款，中国银行本溪分行答应二三天后汇入130万元。当天下午，张玉双急三火四找何靖国要钱，何靖国说：“得等几天。”张玉双说：“支票先给我，钱晚存两天不就行了吗？”何靖国经请示孙世德，将130万元的支票交给张玉双，张玉双马上交给刘妍，刘妍将钱存到自己的长城卡上。
下午3点多钟，孙化兴看到何靖国，问：“张玉双要钱没有？”何靖国说：“他把钱拿走了。”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1993年7月3日，又一笔80万元巨款通过同样的方式从司法局提出，再次转入刘妍的长城卡上。
大约在7月初，张玉双找到孙化兴说：“刘妍有一笔好买卖，需要200万元。司法局帐面上没钱，能不能从北京物资经销处借点款？”孙化兴立即点头同意。
当时，司法局劳动服务公司设在北京的物资经销处正好有一笔抵还天津的200万元货款。
孙化兴在电话中谎称：“司法局要建大厦，急需200万元，你们马上送来。过一二个星期就还。出了事由局党组负责。”
经销处张处长让副处长蔡某立即办妥此事。
当晚，张玉双将电话打到北京催促：“老蔡，快点把款带回来！”蔡说：“我们这点贷款天津方面急着追呢！”张玉双说：“只用一个星期，保证还你们。”蔡某的声音在电话中颤抖着：“你们可得按时还款啊！”
7月9日，蔡某办妥了三张200万元的汇票。
11日早晨5时，天正下着雨。蔡某乘27次特快返本溪。刘妍、张玉双坐出租车到车站接蔡。在车里，蔡将汇票交给张玉双，张玉双立即交给刘妍。
这笔款，由刘妍存入劳动服务公司在银行设的127特户。然后再转入自己的长城卡。
7月末，蔡某回本溪要款。天津方面已催得很急了。找孙化兴，孙让他找张玉双办，找张玉双，张又把他支到孙化兴那里。蔡某像只皮球被踢来踢去。十几天后，蔡失望地离开本溪返京。
9月中旬，蔡某再次返回本溪，在劳动服务公司，见张玉双和刘妍在一起。张玉双说：“这笔款不能给你拿回去了。”刘妍在一旁添油加醋：“这笔钱还给你们，你们也发不了货。钱躺在你们帐面上，还不如给我们先用着。”
蔡某气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他去找孙化兴。孙化兴大怒：“你们的破事我不管，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没事就给我滚出去！”
10月下旬，蔡某三回本溪。他哀求孙化兴、张玉双：“再不还款，货发不出去。人家就告我诈骗。”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12月下旬，蔡某四回本溪，张玉双答复：“这笔款由局里负责。”
1994年1月4日，蔡某五回本溪，孙化兴答复：“200万由局里负责。”
1月18日，蔡某乘火车返回北京。19日，天津市公安局以诈骗罪将其收审。
1993年7月中旬，刘妍在北京举办了“亚迪杯”网球名人邀请赛。一些政要名人前来助兴，为刘妍给足了面子。刘妍则狐假虎威，强化在一些人心目中女能人的形象。
孙化兴应邀前往观摩比赛。期间，孙住在北京饭店的豪华房间，一应费用全部由刘研和张玉双负责。闲来无事，搓几圈麻将。玩200元一局的，仅凭工资、奖金，孙化兴是“玩”不起的。这事自然不必操心，刘妍先付足够的赌资，然后再陪着玩。北京之行好不惬意。
早在7月14日，孙化兴就指示由局里偿还北京物资经销处的200万元。只因帐面没有钱，没有办成。7月19日早晨一上班，何靖国当即告诉出纳员给北京汇款。当日中午11时，张玉双从电话中告诉出纳员汇款的操作方式。于是，这200万元又转入了刘妍的长城卡。
刘妍骗走了司法局数百万巨款，过着奢华的生活。然而，钱并不能使她满足。她虽然受到重用，但终究是停薪留职人员，身份低人一等。她想和那些干部一起平起平坐。她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在两位局长面前游说：她能办下深圳至北京的旅游专线，需要50名警察，她不聘到警察岗位则不好管理。刘妍凭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孙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