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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
“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Hao＋shu＋duO。сom，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