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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目光都随着他们转动，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在新郎新娘挨桌敬酒的时候，曾实对我客气得就像我是他从未见面的亲戚。他轻轻揽着新娘子的肩，替她喝下了大家敬她的酒。新娘子细声娇气地提醒他别喝太多了。他扬声大笑，说：“不多不多。人生得意之事不过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都得到了，能不开怀畅饮？想当初我一个右派的儿子，总是被人瞧不起。今天我就是要他们看看！”
我不吭声，也用陌生的眼光看他。他这番话针对我说实在是无聊，卑劣。因为我没有瞧不起他。
我再次为曾实的做法所震惊。前一次是在农村蒙面劫持那青年。这次是他为了当面洗刷自己的心头怨恨，竟不惜与他父亲合作，豪办这种趋炎附势的婚筵。曾庆璜的谄笑持续到送走贵宾。据说他正在向教育局局长的位置运动。
我没有去闹新房。新房设在曾庆璜的三居室里。曾庆璜从居仁里搬到副局长待遇的三室一厅公寓之后，我没去过他的新居，尽管他邀请过好几次。
我顺路又进了买礼物的商店，把小猴放在柜台上，说“我不要了。”
售货员恼火地说玩具出柜概不退换时，我已经走出门。
第十一节
年轻的时候，曾庆璜少年得志，也并没有想到仕途。那时候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教育家，新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将来手扶拐杖，身穿呢大衣，银发飘髯，“咔嚓”一声拍照，载入中国历史史册。
在曾庆璜从农村回城，重新登上讲台时，他意识到了自己从前的幼稚。他并不是靠坚持从事教育工作而得以崛起的，他在乡下谢绝教书，顽强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就是这样，他比别人早回城好几年。当后来大批人摘帽回城时，曾庆璜已经是教研室主任，副校长。
从副校长升为校长，又从校长升为教育局副局长这一连串的三级跳远中，曾庆璜的竞技状态逐渐进入最佳状态。尤其是从校长到副局长这一级，曾庆璜发现了自己是个从政当官的料。副局长这个缺原来内定的是另一所中学的刘校长。刘校长是个迂腐老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和教育系统领导拍桌大吵，认定自己抓教学质量是绝对正确而 “反击”是绝对错误的。曾庆璜同意刘校长的看法但他藏在心里没有表达，作为教研室主任的他立刻写了检讨，取消了作文竞赛等计划，带学生们去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其实这一招很有效果，上级又很满意，学生也很满意。学生们在工厂与实践相结合，作文水平提高很快。
后来的形势支持了刘校长，大家承认刘校长是正确的。然而他撞上了南墙不回头的倔模样，出言不逊，唾沫四溅的坏脾气仍留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之下，曾庆璜的政治水平就突出出来。他创造的这一套“走出去”的教学方法深为领导欣赏，首先是在本市推广，继而引起了全国注意。
一个人就是要设法到达一个高峰。上去了以后再下来也无所谓。人们还是记得那座高峰。对他的平庸会理解为酝酿攀登更高的高峰。曾庆璜就在人们的这种认识惯性中步步高升。从而挤掉刘校长，当上了副局长。
一系列事情发生的时候，曾庆璜当事者迷，只有一种被大浪裹挟的感觉。时间让他清醒冷静，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深夜，他坐在冰冷的书房里，看书看得他心神不宁，他问自己：你不想看书？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吧。结果他从镂花窗帘上隐约看见了自己将来的形象：一个富态的文化官员，戴贝雷帽，穿中式棉袄，准备出访欧洲。
第二天出门上班，明亮的太阳使他以为昨晚自己是做梦。到办公室以校长身份忙碌了一上午：开了三个短会；找全校最调皮的学生谈了话并将他们感动得流了泪；布置了本周几堂大型公开课，之后，曾庆璜端起浓茶深深喝了一口，知道自己昨晚没做梦。
他的茶是小李子泡的。小李子泡得很好。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小李子也还青春可人。起初他不习惯别人服侍，后来一忙就顾不上了。再说，小李子乐意为他泡茶，江老师家住煤店楼上，乐意为他买煤，等等。作为校长，他替大家忙，他们就尊敬他，为他分担家常的琐事。这很正常，他就坦然了。他慢慢认识到一个领导人大可不必拘泥小节，群众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而不是混同于他们。
一般曾庆璜的想法都比较高尚，偶尔也冒出些卑鄙的念头。比如他一被任命为副局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新房子，电话，医疗证更换等等，他就想有权就有这些好处，当官果然好。念头一闪他的脸就发热了，想工作吧！他告诫自己。
一九八二年深秋的一天，居仁里有人发现曾庆璜戴了一顶深咖啡色贝雷帽坐小车离开弄堂，惊讶得不得了，到处告诉邻居。第二天早上，曾家的大门一开，走出的却是苏玉兰，看见的人差点扔掉手中的面窝油条。居仁里和苏玉兰一拨儿长大的老人拦住倒垃圾的苏玉兰，大家才知道曾庆璜当了教育局副局长，昨天晚上搬走了。曾庆璜的东西不满一卡车，儿子在学校住读，在家光有张单人床，单人床堆上车车还不满。曾庆璜没动手，局里派来了一帮年轻人，前后不到半小时，车就开动了。
曾庆璜的不辞而别使居仁里的人极为不满，并且还戴顶贝雷帽。倾斜了几十年的天平在这微妙的时刻悄悄倒向苏玉兰。
“这么说，你收回了苏家的房产？”
“当帐。”
“太好了！这才合道理。你打算和他复婚吗？”
“他好像有这打算，想我先开口。可我没这打算，我还是瞧不起他，区区副局级算什么？老娘见过的级别，说出来怕要吓死他。”
众人一片欢呼。
不几日，曾实回居仁里玩了一天，在我家吃住，意在向邻居们告别。“不向您辞行真是不应该，”曾实对我爷爷说，“他混帐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就姓‘官’ 呢。”
爷爷说：“不要这样说自己的父亲。忠孝二字我始终认为是好的。”
曾庆璜后来托人捎了个口信来，说实在上任得匆忙，许多工作要做，改日定来叙旧。爷爷对来人说：“咳，我都忘掉这件事了。让他忙工作吧。”
曾庆璜到底没有来过。
我是听了关于苏玉兰年轻时的故事特意去找她的。老人们都说苏玉兰那时是武汉市市花，名气可大，派头可足。市里接待外宾，舞会非请苏玉兰不可。苏玉兰跳舞的饭店只是璇宫和江汉。别的舞厅她一概看不上。苏玉兰的舞跳得好，好到什么程度，一个修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因水土不服要求回国休假半年，市里就请他吃喝玩乐，想感动他不走，可他还是要走。在为他举行的欢送舞会上，苏玉兰给他跳起了塔吉克的踢踏舞，跳得他心醉神迷，当场宣布不回国了。
我买了一块大花朵儿的布料请苏玉兰给我裁一件连衣裙。据说苏玉兰年轻时最喜欢穿这种布拉吉。我投其所好是为了能够进苏玉兰神秘的卧室看看。她从搬回居仁里就没人进过她的卧室，房门上挂着帘子，窗户也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一年四季都如此。人们只能进到堂屋，谁要试图去掀门帘，苏玉兰当即就沉下脸说：“过来！”
苏玉兰在堂屋的饭桌上裁剪。告诉我说曾实的科研成果被美国一家公司看中，他将受聘去美国。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曾实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干得卓有成效。他还在和一个漂亮姑娘谈恋爱，我这也知道。姑娘追他这样的年轻工程师并不是新闻。苏玉兰说： “你有没有后悔？”
“没有。没有缘份是没办法的事。”我说。
“对。缘份。你这倔劲倒很像我。”
苏玉兰关上大门，撩起门帘让我进她的卧室。进去一看也就是一间比较整洁比较舒适的卧室，与众不同的是墙上到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几乎与真人等大，挂在最郑重的地方。苏玉兰几乎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为他才离婚的。” 我怀疑苏玉兰精神有毛病。
“别这样看我。”苏玉兰笑道，“我正常得很。当年，我在去翠柳村的路上还不知道是为谁举行舞会。舞会开始后五分钟，毛主席出现在舞厅，对大家微笑，说：‘我舞跳得不好，谁跳得好谁就是我的老师。’身后就有人推我，说：‘你去呀，你跳得最好。’ 我被推了出来，索性就大大方方地向主席迎了上去。那一夜，我终身难忘。我们边跳舞边交谈，我终身难忘。任何男人都不能与主席相比。远远不能！见了主席，再见其他男人就恶心！我就等着下一次舞会，等了一辈子。我打定主意，下一次舞会我就跟着他走，去北京，给他当粗使丫头也行啊！看来，我们没有缘份。我有时候想，他可能根本记不住我，那天姑娘多极了。可我又不相信，我那么漂亮他就没注意到？”
苏玉兰说：“我真是漂亮呵！”
我想要是曾庆璜在这儿，他作何感想？
对于曾庆璜，苏玉兰又下了一道预言：“别看他现在猴儿戴帽像个人，离死期不远了！他哪能从政呢。”
第十二节
苏玉兰预言曾庆璜未来的时候，曾庆璜正如日中天。他当副局长后烧了三把火，都比较成功，其中有一把火是推倒某小学的危房教室，拨了一百万修建新校舍，三个月之内一推一拨，果断神速，在全市教育系统传为美谈。曾庆璜阵脚一稳，又开始向局长位置进攻。局长并不老朽但十分昏庸，开会作报告连话都说不清楚，处理问题含含糊糊，拖泥带水，所有矛盾都悬而未决。曾庆璜简直不理解这种人何以当上了局长？
曾庆璜善待下级，广结朋友，他懂得自己不能孤军奋战。儿子的婚姻好像是天人助他，给他送来一个天然盟友，他飘飘然觉得胜券在握了。因此，他在儿子的婚礼上表现得有些忘乎所以，他根本没想到过“居仁里”这个词，倒不是故意不认居仁里的人了。
正副局长的较量好像扳手腕一样，颤颤抖抖在中间地带持续了几年，最后倒下的是曾庆璜。曾庆璜被迫当了调研员，让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等于把他闲挂起来。
曾庆璜将失败归罪于儿子的离婚。一个人在家喝着闷酒，点火焚烧儿子存放在家中的东西。那是曾实离了婚之后仅存的几箱子书、钓鱼竿和儿时的蛐蛐罐，姑奶奶的针线箩。
如果不是楼上的邻居及时发现，可能就会酿成火灾。曾庆璜因手指烧伤住了医院。曾实从深圳赶回武汉，能做的事就是去医院骂了父亲一通。
“你疯了！官迷心窍迷疯了你！”曾实背着病房里的人对曾庆璜低声恶气地说。
过了一段时间，局里要为新来的副局长安排住房，便请曾庆璜换一个住处，说是面积一点不缩小，且环境清幽，是特意为老干部买的。今后局里老干部都要搬去享福。局里派车送曾庆璜在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转了一圈，曾庆璜觉得还不错，他看见了很多树木鲜花和草坪。
搬家之后，曾庆璜傻眼了。除了三室一厅没错之外，楼层变了，一楼；环境变了，没有花也没有草，到处是脚手架，小区还正在建设中；交通不便利，柴米油盐全没配套商店；电话不用说，在这房子的交换之中无声地取消了。
曾庆璜找了局长，局长说：“你这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