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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交了《公正调查靳伟光命案的建议》，并指出，从有关部门提供的案卷材料中暴露出的自相矛盾、前后两次不同的鉴定结果，与被害人亲属所出示的相关材料对照录像、照片和尸体伤痕实际不符，显示本案是一起典型疑案。
在2000年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代表会上，山东、河南两省43名全国人大代表又一次联名提交了有关建议。2002年3月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代人第四次会议上，50名全国人大代表再次联名提请《公正调查靳伟光命案的建议》，要求最高检察院直接调查处理此案，尽快直接验尸鉴定。建议中谈到：
1家属根据《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利，强烈要求重新验尸鉴定、查明死者的真实死因及伤痕形成的要求合法合理，但为何重验要求一再被有关人员借故压下置之不理？
2尸体是最根本的重验检查依据，但是，济南市检察院为何抛开现成尸体不验，而另外去寻找玻璃检片代替尸体检验呢？
3为了客观公正地重新鉴定，避免人为因素影响重验结果，鉴于省、市公检机关参与了原鉴定，重验应予回避。去年11月最高检察院批示重新验尸鉴定后，为什么仍由济南市检察院及原鉴定的法医参与？这岂不是显而易见违背了回避的法律规定吗？当家属和随同监督联系法医的人大代表及群众一再要求多家法医和最高检察院法医共同鉴定，为何市检察院却坚持由其指定某一家法医鉴定呢？
4对于惟一落入法网的凶手姜某，为何违背审判程序，将其转到根本没有审判人命管辖权的商河县法院审理呢？而且，法院在没有任何凶器、物证、人证的情况下，只判决残害人命的姜某14年有期徒刑，这难道不是重罪轻判吗？
就在我采访此案的过程中，有关部门还多次打来电话，一个口称可接受我采访的有关人员见到我后，硬塞给我一个大信封，但被我谢绝了。为防止出意外，我只好几次搬动地方。
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对此案的采访已经是面面俱到了，于是我向远在北京的吴琰汇报有关采访情况后，决定马上回北京。
我写稿时，山东省有关部门又有人打来电话，要求不要发这篇稿子。我没有理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我独家采访的新闻稿直到2001年7月21日才艰难地在《工人日报》的“特别报道”栏中以《俺不认命：儿咋就死得不明不白？——五十名人大代表两次提案的前前后后》发表出来。同时还配发了死者靳伟光生前的一张照片、悲痛欲绝的靳士让在家中怀抱儿子遗像老泪纵横的情景和他在济南市殡仪馆查看儿子遗体等三张照片。在同一天的同一个版面，也刊发了一篇有关河南焦作全国人大代表姚秀云和当地几位人大代表对有关政法部门实施监督并最终使一起重大冤案得到昭雪的文章。
后来我获悉，此稿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自然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事后，满怀感激的靳士让给我和《工人日报》送来了一个锦旗。
第十四章 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第104节 讨债民工命丧恶老板尖刀下（1）
我曾在前面说过，我这个出身贫苦、从贫困乡村走出并在多处建筑工地做过民工的流浪记者，在十年记者之旅中，一直把平民百姓，把弱势群体视为重要的采访对象。由于这些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成为一些部门和不法分子鱼肉和欺凌的对象，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时，我们的法律有时总是难以为他们讨回应得的公道。在走投无路之余，他们总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新闻媒体，渴望媒体能介入调查，以舆论监督的方式监督有关事情的合法解决。在这些案件中，媒体介入后，有的尽管费尽周折，但毕竟最终能促使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有不少却是令我们这些新闻记者除了愤怒，就是徒唤奈何。比如我在前面曾提及过的《深夜查访吓死打工妹》中的姚莉、《“死人还魂”状告公安局》中的七旬老人曾传耀夫妇等，然而，我下面所要提及的一宗有关民工因讨公钱而惨遭恶老板杀害的血淋淋的案子，令我更多地感到莫名的悲哀。
“民工”这两个字，是80年代以后社会上对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的一种统称。
毋庸置疑，民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有关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我国目前约有８０００万到１亿人。民工这个至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一直以来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尽管有关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关注民工，但有关新闻媒体及社会大众一直对他们采取一种抵触的态度，甚至无视于他们的存在。中国民工群体似乎成为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但这是一个占据了全中国一亿多人口的群体，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已上升至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的高度。
直到2003年底，重庆农民熊德明“斗胆”向前来基层看望群众的温家宝总理诉说其丈夫几个月的血汗钱一直被人拖欠不还时，最终得到总理的高度重视，并连夜帮她讨回了工钱。此事一经新华记者报道后，立即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农民工的问题一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起来。
熊德明是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了关心群众、亲民爱民的好总理。她不但及时讨回了钱，还出了名，更引发了全社会对农民工被拖欠工血汗钱问题的关注；2004年1月，一位在京城因讨债而坠楼身亡的湖北民工胡卫国也算是幸运的，因为在他死后，毕竟此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他生前没有讨回来的工钱，后来在湖北省委书记喻正声等领导的关注下，先由政府垫付出来。是的，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为自己丈夫讨薪，一句话换来了一场“民工工资清欠风暴”，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让无数农民工兄弟及时拿到了工钱。这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多少农民工的不幸遭遇让人心绪难平呢？
年仅23岁的四川民工幸万强的悲惨遭遇，这些年来一直令我悲愤异常。
这是我的十年采访生涯中最令我心酸愤慨的命案：因为讨债，四川民工幸万强却命断恶老板的尖刀下；在他惨遭不幸后，他的悲痛欲绝的家人，至今别说连死尸都没有看到，就是连骨灰也没见影踪；他那失去父亲的幼小儿子及家人至今没得到凶手一分钱的赔偿；而更令人气愤难忍的是，杀人凶手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那位雇凶杀人的恶老板兰某事后不但皮毛未损，反而被当地法院判决无罪而放，至今逍遥法外
1999年9月1日，这天我从南方到了北京，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学习，也就是这一天，来自四川贫困县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年仅22岁的民工幸万强抱着美好的希望，告别家人及不满两岁的小儿子，从家乡来到北京寻梦。由于他没有文凭，又无其他的特长，刚开始时，他只好投靠在通县做缝纫的姑姑。在姑姑的帮助下，起先，他只是在通县附近做一些短工、杂工。后来他在通县认识了同一个县的老乡张君宝，此人来京较早，经努力，他此时由一个打工仔成为了一个能独立承接建筑装修活计的小工头。接到活后，他就找工人来做，自己从中赚提成。张手下的工人有四川、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的，其中以四川的居多。1999年6月，张在距通县不远的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接到一个小工程，他打电话给小幸，让他过去做工，并许诺答每月按时发工资，小幸听说每月可以挣到千多元钱，加上张又是老乡，应该是可靠的。再说三河到通县的姑姑家只有20多分钟。所以他非常高兴地去了。
这家进兴活动房厂工程系由三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管，总经理为兰景坤。兰中等身材，40多岁，系本地人，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穿着很气派。当时，张和兰共同签订一个协议，商定的双方定好完工后就支付工资。
张带着小幸等十几名民工夜以继日地加班，40多天后，工程保质保量地完成，当他向兰要工资时，对方却不按合同办事，拒不支付工资。工人们只好三天两头的找经手人张君宝要钱，张就找到兰景坤。但兰还是不理睬。最后张君宝只好找到兰的上级三河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但有关领导也是称没钱，还说此事只能找兰解决，他们不会管。这个时候，工人们吃喝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余，张君宝带着幸几个人来到当地的燕郊派出所求助。一个叫曹加利的民警接手调解，他当即也找来兰景坤进行调解，但兰总是经各种借口推说无钱。首次协商无果，曹又约定第二天上午9时再次到派出所解决。
第二天，张君保和民工代表王文胜等人准时来到派出所时，直等到到中午12时，笑逐颜开的兰景坤和派出所的有关人员这才出现，但此时，曹称：“我们不管你们这种事，你们自己解决去吧！”大失所望的小幸等当即对此提出异议，对方瞪着眼睛凶巴巴地骂道：“你们这几个臭民工，竟敢管起我们警察来了？最好离派出所远一些，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就将他们轰出了大门。
派出所有关人员的冷漠，终于导致后面的惨案发生。
兰景坤见有人撑腰，表现得更加狂妄，他指着张君宝他们恶狠狠地骂道：“告诉你，我们从来就没有给钱的习惯！如果再不服气，老子就要你们的小命，不信就等着瞧！”说罢，这位不可一世的老板朝他们啐了一口，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
张君宝一行只好失望的回到了工地。正在工地里等候的十多名工人见没讨到工钱，只好各自到到外面想法借钱去了。
这些善良的民工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血淋淋的灾难，很快就会在他们当中降临。
当天下午4时许，兰景坤突然气势汹汹地带着一伙人，乘坐着两辆桑塔那和一辆130小货车赶到工地，提出要与民工谈判，但他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让民工们接受。见“谈判”不成，兰干脆不谈了，于是就想离开。几位正等米下锅的民工见他要走，赶紧拦着对方说：“你们特意过来找我们谈判，怎么一分钱不给就想走呀？”兰当即对他们进行恶言威胁，并破口大骂。
第十四章 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第105节 讨债民工命丧恶老板尖刀下（2）
因为上午刚从派出所出来，其中的王文胜觉得兰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所以，尽管他看到兰沉着脸，正为生活发愁的他还是硬着头皮迎上前去，请求兰最好能支付一点生活费。兰挥手推了他一个趔趄，恶狠狠地骂道：“去你妈的，你还敢向老子要生活费，你想找死呀？”然后，这家伙又朝后面大喊道：“快给我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其他的人见一个打一个，把他们全赶出工地！”话音未落，就见兰的弟弟兰景峰挥着一根粗大的铁棒从车上跳下来，冲着王的腰部就是一铁棒，将他打倒在沙坑里。随后，另一个叫李玉成的家伙又从腰部抽出一把用报纸包着的长约七厘米的铜铸把尖刀，一把按倒来不及逃走的王，直向他的腰部和身上连刺4下，血流如注的王当即滚到沙坑里连喊救命。当时工地上只有一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