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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艾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科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地利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众所周知，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875年给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无抵押贷款，使英国皇室得以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开围绕着这场交易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光辉，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后迈向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第一步，而整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苏伊士股票购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说明了在像“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概念后面所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热事件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地区的金融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在克里米亚战争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在开罗的总督都开始欠下了巨额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和国外债务。1855～1875年，土耳其债务从大约9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约251亿。考虑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资源，这些债务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现金收入来计算，债务负担从130％上升到了1500％；以支出计算，利息和到期本金从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时的50％。埃及的情况也类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国贷款之后，到1976年，总体的公共债务从330万埃及镑上升到7600万，大概10倍于税收总收入；此外，伊斯迈尔总督的私人户头上还欠了大约1100万镑。1876年的预算表明债务费用占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还多（555％）。
很值得把这些数据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在19世纪构成的可持续借款确定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873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都10倍于总的公共税收；与此同时，债务费用从1818年到1855年大约为总支出的50％。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国债务总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地下降，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债务只是总收入的3倍多一点，而债务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0％。另外，英国经济以史无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长。在土耳其和埃及，债务连续20年膨胀，到1875年几乎接近政府的预算，然而经济活动却几乎停滞了。与其他几个也在国际市场借钱的主要国家（比如巴西和俄国）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国的债务从来没有超出过总税收的3倍，而债务支出基本上也都在总费用支出的15％以下。与这个中东教训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70年代面临破产（见表2…5和表2…6）。在1873年困扰所有欧洲市场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东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表2…5选择性年份及一些国家的债务情况，1869～1913年
英国
法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9年
10607
5871
6081
10334
2052
1879年
9055
17585
10745
16282
1674
1889年
6932
8713
9765
7844
1773
1899年
5015
10447
8832
3987
1909年
4385
10158
5995
2829
1913年
3310
6508
5321
2583
资料来源：Mitchell；Britishhistoricalstatisticspp396…9；402f；Crouchley；Economicdevedlpment；pp274ff；Shaw；“Ottomanexpendituresandbudgets；”pp374ff；Issawi；EconomichistoryoftheMiddleEast；pp100f；104ff；Levy；“Brazilianpublicdebt；”pp248…52；Mitchell；Europeanhisoricalstatistics；pp370…85；789；Martin；Rothschild；Carreras；IndustrializacionEspanola；pp185…7；Gatrell；Rovernment；industryandrearmament；pp140；150；Apostol；BernatzkyandMichelson；Russianpublicfinances；pp234；239；Hobson；“WaryTitan；”pp505f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表2…6选择性年份及国家的债务费用百分比，1860～1910年
英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0年
412
152
601
93
1865年
393
484
67
1870年
404
290
80
1875年
371
555
313
99
1880年
345
288
507
102
1885年
328
724
107
1890年
270
119
776
62
1895年
231
197
375
122
1900年
161
193
389
158
142
1905年
166
405
179
96
1910年
133
334
562
218
157资料来源：同表2…5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地利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欧彭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